任继愈丨道教与科学：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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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继愈（1916.4.152009.7.11），字又之 ，山东平原人法事。著名哲学家、佛学家、历史学家、国家图书馆馆长、名誉馆长。师从汤用彤、贺麟。1942年至1964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先后讲授中国哲学史、宋明理学、中国哲学问题、朱子哲学、华严宗研究、隋唐佛教和逻辑学等课程.并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课程。1964年，负责筹建国家第一个宗教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任。致力于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佛教史和中国哲学史。专著有《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国哲学史论》、《任继愈学术论著自选集》、《任继愈学术文化随笔》、《老子全译》、《老子绎读》等；主编有《中国哲学史简编》、《中国哲学史》、《中国佛教史》、《宗教词典》、《中国哲学发展史》等。此外，还主持《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中华大典》等的编辑出版工作。

儒、佛、道三教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三大思想体系，也是中华民族千余年来赖以维持统一、安定的主要思想支柱，号称“三教”法事。

儒教是维护封建宗法制度的主力军，成为历代统治者重视的思想体系，自不待言法事。佛教传入中土后，立刻与中国的封建宗法制度相结合，形成中国式的佛教，影响也很广泛。道教产生在中国本土，宣传救世福音，大可以治国，小可以治身，道教早期经典《太平经》即宣传治身治国相一致的理论。它反映了中国封建制度下小农经济的宗教观，有广泛的社会基础。

佛教比道教先得到政府上层贵族的支持，先占领信仰阵地法事。因道教开始时曾与农民起义有牵连，农民起义被打败，道教一度遭到政府的限制，东方有黄巾，西方有巴蜀，汉中有张陵、张鲁。它的发展不如佛教顺利。道教为争生存、求发展，不断吸取佛教传教的成功经验，注意拉拢上层，取得统治阶层的支持，南北朝以后，也逐渐成为官方宗教。南方东晋葛洪以后，刘宋时有陆修静，萧梁时期有陶弘景，北方有北魏时期的寇谦之。他们建立道教组织，整理道教典籍，道教典籍有的编写，有的从佛教移植。取得帝王贵族的信任，争取群众信奉，造成与儒、佛分庭抗礼的鼎足形势。南北朝后期，朝野上下都承认，中国有“三教”的存在。

晋道安是佛教的重要领袖，他总结出一条传教经验：“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法事。”（《高僧传》卷五）这条经验同样适用其他宗教。没有政府的支持，宗教难得立足，更讲不上发展。道教在南北朝时期十分重视争取上层贵族的支持。道教的基本讲教为治国、养生。治国只能间接发挥辅助作用（直接发挥作用的有儒教），而养生正是道教的专长，这一点比佛教更有吸引力。

道教养生在于祛病延年法事。上层贵族不但要养生，还要长生，因为他们生活优裕、豪侈，企求永远延续下去。秦始皇、汉武帝都是英明的皇帝，却甘心多次上当受骗，以图侥幸于万一，一心想当神仙。南北朝以后，科学水平超过秦汉时期，祛病延年的药物也较前丰富。道士们通过他们的宗教实践，的确也给当时科学、医学提供了不少有益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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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指出，即使真理，走过了头也会陷于荒谬法事。长寿是用保健、防疫、祛病等科学措施换来的。长寿总有一个限度，如果企望把长寿变成永远不死，势必把科学引向荒谬。正如节约能源，使之有效利用，是科学；如果企图不用能源凭空产生能量，就是反科学的妄想。

近半个世纪以来，道教研究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这是可喜的现象法事。道教研究的重要性，不待多讲，研究的途径和目的却不尽相同。有的希图探索中国古代的科技史，有的要考察中国古代的宗教历史，也有的重点研究道教的文化、艺术、音乐等等。

道教不只有独特的理论，还有独特的宗教实践—如炼丹、服气等法事。有的知识可从文献取得，有的知识须从实际操作入手。国内外有不少道教研究者做出了很有价值的贡献，特别在道教的思想、历史方面成绩较多，但对道教的实际操作方面的研究还不多。也有人对道教实际操作方面有贡献（如中国化学史方面不少有成就的专家），但对道教的理论注意不够。也有人对道教有某种偏执的爱好，也会造成一种偏见，不易做出客观的评价。这类困难，是从事其他宗教研究所不曾遇到的（当然，研究其他宗教又有另外的困难）。

金正耀同志早年曾从事中国科技史的研究，他运用同位素质谱技术研究商代青铜矿料来源，得到了国际同行的重视法事。取得硕士学位后，又从事道教理论、历史的研究，取得博士学位。在当前通晓道教炼丹操作又通晓道教理论的中青年学者中，像金正耀同志这样在自然科学和历史社会科学两方面受过严格基础训练的还不多见。

金正耀同志研究道教并不迷信，他力图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观察它、剖析它法事。一个人的头脑里宗教和科学两种思想体系有时并存，在特定情况下，矛盾对立的体系完全可以和平共处。一种庞大复杂的思想体系（如道教）也有类似的情况。尚未暴露矛盾的体系往往被忽略，认为它本来和谐、统一，而不去深入剖析。

金正耀同志的博士论文论述了道教的起源、发展，并能从道教的历史发展中揭示其与科学的关系，如实地区别宗教与科学的界限，在当前一些道教研究专著中，这是比较深刻的一部法事。讲它比较深刻，并不是完美无缺，有的见解还不够成熟。因为它提出了新的东西，尽管不够成熟，也值得提倡、肯定。所以，我很高兴向读书界推荐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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