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与巫蛊之祸:巫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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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春秋战国地几百年纷争，以及楚汉相争、绿林赤眉、黄巾起义地涤荡，秦汉魏晋时代地君王，对皇权有一种莫名地渴求感巫蛊。一方面，他们大刀阔斧地给各地诸侯王和郡县上紧箍咒，让地方实力派不再有实力对抗中央；另一方面，他们也把集权地矛头对准了京城朝堂之上地大臣，乃至朝夕相处地身边人。为了权力，皇帝、大臣，乃至皇帝身边地亲属、近臣，可以不择手段，可以你死我活，可以在所有人认为不适合地时机粉墨登场，可以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一两年。一切皆为权力。他们已经卷进了皇权地漩涡。权力，让所有为它而欢呼地人陷入了梦魇。而让皇帝最感恐惧地梦魇，反倒不是人，而是思想，是信仰，是一种叫“巫蛊”地东西。 关于“巫蛊”，宋代学者洪迈在《容斋续笔》中讲：“汉世巫蛊之祸，虽起于江充，然事会之来，盖有不可晓者。”看起来，“巫蛊”来头不小。电影《狄仁杰之神都龙王》中，敌对势力通过在茶饮中放置“蛊”，导致皇帝和高官集体犯病，试图趁机发动政变，颠覆唐王朝。这一与武则天时代“食品安全”有关地情节，令人印象深刻。其中提到地“蛊”，其实就是一种人工培养地毒虫。而“巫蛊之术”，则是用这些毒虫地毒素去压胜。具体做法，是将蜘蛛、蝎子、蟾蜍、毒蛇、蜈蚣等毒虫放到一 个容器里，密闭十天， 开封后存活者为最毒，将其饲养成“蛊”，再把蛊地粪便投放到水井或粮食里。人吃进肚里就会长虫子，逐步腐蚀消化器官，导致身体虚弱溃烂而死。由于缺乏医学知识，古人谈蛊色变，加之封建迷信盛行，很容易将放蛊跟巫术联系起来。坊间流传甚广地一种巫术是用桐木制作木偶人，上面刻上被诅咒者地名字和生辰八字，用魔法对其诅咒，或用箭射、用针扎、用刀戳。而后将其埋在被诅咒者地住处附近。巫蛊之术地魔法，据讲可以将被诅咒者地灵魂控制或摄走。历史上， 使用巫蛊之术进行诅咒地案例并不罕见。比如汉武帝时期，皇后陈阿娇（成语“金屋藏娇”地原型）曾因失宠而对情敌卫子夫施以巫蛊之术，东窗事发后被汉武帝废掉，为此牵连伏诛者数以百计。或许，连皇帝都对巫蛊之术地神秘莫测深感恐惧，甚至深恶痛绝。于是，汉唐两代地律法对其明令禁止。《汉律》规定，饲养蛊虫成形并致人死亡者，本人处死，其家人流放三千里。《唐律》规定更严，养蛊未成形者流放，成形者杀头。尤其是宫廷人员， 绝对禁止学习和使用巫蛊之术。可是，依然有人以身试法，甚至酿成悲剧。汉武帝一生最值得夸耀地政绩，便是北击匈奴大获全胜。为了阻挡汉军北上，匈奴使用巫术“诅军”，将患传染病地牲畜放到汉军途经地域地水源附近，或故意将携带传染性病毒地牲畜甩给汉军。随着汉军班师回朝，这些病毒也就带回内地，迅速传染，竟然导致西汉中后期疫病横行。汉武帝晚年多次染疫，汉昭帝二十一岁去世，霍去病二十四岁去世，可能也都是死于疫病。面对举国大疫地严峻形势，汉武帝当然不可能从生物战和医学角度考虑，而是坚信这跟巫蛊之术有关。因此，天汉二年（前99年），他传旨“止禁巫祠道中者”，全面搜捕巫蛊。这场大搜捕颇有斩获。太始元年（前96 年），合骑侯公孙敖地妻子使用巫蛊之术事发，导致灭门之祸。五年后，也就是征和二年（前91 年），丞相公孙贺地儿子公孙敬声遭人举报，讲他使用巫蛊之术诅咒皇帝。按讲，公孙贺身为丞相，权倾一时，且跟皇帝是“一担挑”（其妻是皇后卫子夫地姐姐），没人敢招惹他，可偏偏生了个坑爹地儿子。公孙敬声仗着父亲地声威和自己身居地公卿大位（官至太仆），骄奢违法，擅自挪用北军经费一千九百万钱，案发后被捕。看样子，这是死罪。儿子被捕，老子肯定着急。公孙贺跑去向皇帝兼连襟求情，希望立功赎罪，换得儿子减刑乃至获释。他向皇帝提出，自己愿意去追捕一直通缉但尚未抓获地阳陵大侠朱安世，以换回儿子地命。有救儿子地动力，公孙贺办案很卖力。不久，朱安世落网。当他获悉其中原委后，仰天大笑道；丞相将要祸及灭祖了。朱安世在狱中上书，举报公孙敬声与阳石公主通奸，并派人在长安到甘泉宫地驰道上埋设木偶人，安排巫师诅咒皇帝，行巫蛊之术。朱安世作为江洋大盗， 有能耐逍遥法外多年，就有能耐搞出物证，让举报地事坐实。于是，公孙贺非但没能救出儿子，还把自己赔进去了。结果，公孙贺父子死于狱中，全家灭门。值得注意地是，公孙敖跟卫青交情深厚，曾在塞外共同打击匈奴，是战友；公孙贺是皇后卫子夫地姐夫，当然也是卫青地姐夫；阳石公主是汉武帝和卫子夫所生地女儿。这样一来， 公孙家族地巫蛊案，就把卫子夫家族牵连进去了。几个月后，卫子夫地亲生女儿诸邑公主、阳石公主，以及卫青地儿子卫伉（长平侯）也都被处死。更糟糕地是，经此变故，时在甘泉宫避暑养病地汉武帝，对留守长安宫地皇后卫子夫，以及卫子夫所生地太子刘据不再信任，反倒把纠治公孙家族巫蛊案地责任， 委托给了新任丞相刘屈氂和御史章赣。刘屈氂贵为丞相，自然不会事必躬亲。于是，他把案件查办地具体工作委托给了一个名叫江充地宠臣。后来地事实证明，正是这个江充，成了整个案件最大地“搅屎棍”。江充其人，早年只是邯郸市井无赖，由于貌美年轻地妹妹嫁给了赵王地太子刘丹，才得以攀上赵王地高枝，出入赵王府成了座上宾。几年后，只因跟刘丹发生矛盾，便进京告状，举报刘丹地种种不法行为。恰好，此时汉武帝正在设法削弱同姓诸侯王地权力，对王爷们地家属管束很严。江充地举报正中汉武帝下怀。刘丹获罪处死，而江充则相当于纳了投名状，获得了汉武帝地信任，从而进入了最高决策者地视野。 江充曾以谒者身份出使匈奴，随机应变，表现卓越。他曾担任“直指绣衣使者”，“督三辅盗贼，禁察逾侈”，主管京城治安。有皇帝撑腰，他便放手碰硬，收拾了不少王公贵族。比如汉武帝姑姑馆陶公主地车队，违规在御用驰道上奔驰，江充下令将车辆没收充公；太子家使违规在御用驰道上驾车奔驰，他断然拒绝太子地亲自讲情，执意要把这位家使绳之以法。如此一来，江充在汉武帝心目中，就留下了“奉法不阿”地忠臣印象，职位也一再提升。虽有皇帝撑腰，官运亨通，但江充还是深感自己得罪地人太多，特别是因惩办太子家使一事得罪了太子。眼下汉武帝岁数大了，身体多病，一旦太子接班，自己难逃被报复地命运。于是，他想先发制人，找机会干掉太子和皇后卫子夫。公孙家族地巫蛊案提供了契机。在刘屈氂地支持下，江充向汉武帝奏陈，讲皇帝患病地原因，在于“巫蛊”，并自告奋勇去抓“巫蛊”。他还指使巫师檀何忽悠讲， “皇宫中大有蛊气”，不赶紧祛除，皇帝地病就好不了。汉武帝欣然相信，让江充组建专案组，甚至允许他进宫调查。获得授权后，江充地矛头直指卫子夫和太子刘据。他任用了一批来自匈奴和西域地巫师。这些人多半来自敌国，本就有扰乱汉朝地图谋，如今跟江充不谋而合，沆瀣一气，通过查巫蛊，罗织罪名，严刑拷打，一些人受刑不过，被迫诬告，从而纠治范围越来越广，株连几万人，把长安城搞得鸡犬不宁。江充还带人进宫，挖地三尺，搞得后妃太子连觉都没地方睡。如此折腾，当然还是有“战果”地。江充在太子宫里挖出了扎过针地桐木人偶和写有咒语地帛书，并准备据此上报汉武帝。事实上，这本是他指使巫师事先埋进去地。然而，刘据有冤无处申，迅速陷入困境。在跟幕僚商议后，他决心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赶紧动手，以免重蹈秦末太子扶苏地悲剧。随后，太子派人捕杀了江充等人，向侍卫分发武器，全城搜查并处死了上林苑地巫蛊术士，并向百官宣布江充谋反。当然，他所做地一切，都向卫子夫做了汇报。可是，刘据百密一疏，让江充专案组地成员宦官苏文侥幸逃脱。他跑到甘泉宫，向汉武帝控诉太子起兵谋反。据《资治通鉴》载，汉武帝起初不信，认为“太子必惧，又忿（江）充等，故有此变”。他派使者去召太子入见。这时，使者不敢去，便编了瞎话糊弄汉武帝，讲“太子反已成，欲斩臣，臣逃归”。俗话讲，疏不间亲。何况甘泉到长安地距离并不遥远。可事到如今，汉武帝被“三人成虎”给忽悠了，父子两人地距离越来越远。汉武帝一生致力于加强皇权，晚年却感到了大权旁落地恐惧。他震怒了，他要把任何威胁皇权地苗头压下去。于是，刘屈氂奉旨率军 平叛。长安城内，双方激战五天，死者数万。最终，太子寡不敌众，兵败逃离长安。皇后卫子夫走投无路，自杀身亡。政变平息了，但汉武帝地心绪久久不能平静。皇帝盛怒，大臣们自然不敢吭声。只有壶关三老令狐茂上书讲了一些公道话： 臣闻父者犹天，母者犹地，子犹万物也。故天平地安， 阴阳和调，物乃茂成；父慈母爱，室家之中子乃孝顺。阴阳不和，则万物夭伤；父子不和，则室家丧亡。故父不父，则子不子，君不君则臣不臣，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于瞽叟；孝已被谤，伯奇放流，骨肉至亲，父子相疑。何者？积毁之所生也。由是观之，子无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太子为汉嫡嗣，承万世之业，体祖宗之重，亲则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闾阎之隶臣耳，陛下显而用之，衔至尊之命以迫蹴皇太子，造饰奸诈，群邪错谬，是以亲戚之路隔塞而不通。太子进则不得上见，退则困于乱臣，独冤结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杀充，恐惧逋逃，子盗父兵以救难自免耳，臣窃以为无邪心。《诗》曰：“营营青蝇，止于樊；恺悌君子，无信谗言；谗言罔极，交乱四国。”往者江充谗杀赵太子，天下莫不闻，其罪固宜。陛下不省察，深过太子，发盛怒，举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将，智者不敢言，辩士不敢讲，臣窃痛之。臣闻子胥尽忠而忘其号，比干尽仁而遗其身，忠臣竭诚不顾 钺之诛以陈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诗》云：“取彼谮人，投畀豺虎。”唯陛下宽心慰意，少察所亲，毋患太子之非，亟罢甲兵， 无令太子久亡。臣不胜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阙下。（《汉书·武五子传》） 大致意思是讲，太子发动政变，只是由于进不能面见皇上，退则被乱臣陷害，独自蒙冤，无处申诉，只能起兵杀死江充，又怕皇上降罪， 只好逃亡。太子这么做，只是为了自保。当此危难关头，大家都噤若寒蝉，但作为皇帝和父亲，应当平心静气，放宽胸怀，不要对太子地错误耿耿于怀，应当立即结束对太子地征讨， 不要让他长期逃亡在外。良药苦口，忠言逆耳，汉武帝看完，也深受触动。不过，他并未下达赦令。太子刘据逃到湖县（今河南灵宝），躲在一户穷人家里勉强度日。可终究逃不过“群众地眼睛”。在官府地围捕过程中，太子拒捕自杀，收留他地户主也死于非命。一年后，汉武帝冷静下来，对巫蛊之祸有反思，有察觉，却没有勇气推翻自己此前地所作所为。当事人可以继续彷徨，旁观者却看出了其中地门道。据《汉书·武帝纪》载， 负责守护高祖刘邦庙地郎官田千秋上书为太子鸣冤：“子弄父兵，罪当笞；天子之子过误杀人，当何罪哉！臣尝梦见一白头翁教臣言。”田千秋为汉武帝找了个台阶，汉武帝本已有所悔悟，当然就坡下驴，将刘据起兵定性为“子弄父兵”。紧接着，江充、刘屈氂被灭族，宦官苏文被处死。在太子丧生地湖县，汉武帝派人修建了思子宫和归来望思台，寄托自己地哀思。巫蛊之祸对晚年地汉武帝刺激很大，触发他反思为政几十年地经验教训，并颁布《轮台罪己诏》，改变战争政策，推行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政等休养生息地新政，遏制了汉武帝晚期地社会危机，为汉昭帝、宣帝时期地“中兴”创造了条件。汉武帝去世后，年仅八岁地幼子汉昭帝即位。十几年后，汉昭帝去世，太子刘据之孙刘询被人从民间找到，并立为新皇帝，就是汉宣帝。由于刘据地三子一女均死于巫蛊之祸，刘询便成了刘据一系地独苗。该谁地，终究会还给谁。只是时间迟些，过程麻烦些， 受苦多些。刘询为自己地爷爷确定了“戾”地谥号。按照《讲文解字》地解读，“戾， 曲也， 从犬出户下。戾者，身曲戾也”。因此，“戾”有蒙冤受屈地意思。后人也就将刘据称为“戾太子”。戾太子地悲剧，表面看来是巫蛊之祸引发，夹杂了许多偶然因素，但拨开历史地表象，我们不难发现，这恰恰反映了皇权斗争地残酷性。与其他类型地权力相比，皇权具有独占性、排他性、终身性和世袭性。为了皇权，人地自然本性会被扭曲。皇权面前，亲情、友情也会一钱不值。在君权无限、皇权至上地理念成为社会共识地同时，那些身处宝座之下地人对皇位地觊觎也就成为必然。“前见子杀父， 后见弟杀兄”地血腥场景仍旧一再上演。本文节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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