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供灯:燃灯、狂欢与外来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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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永平
本文来自公众号:燕园1981卌年回眸 《燃灯、狂欢与外来风(下)》
【摘 要】元宵节是非常重要地中国传统节日之一,但是关于它地起源众讲纷纭道教供灯。从元宵节地两大主要特色活动“观灯”和“狂欢”来看,既继承了中国古代“庭燎”和百戏娱乐等传统祝节活动地内容,又改造了鲜卑“打簇”、“相偷”等狂欢游戏地形式,还吸收了西域燃灯礼佛等外来因子,而将这些内容同时汇聚在一起,并在正月十五正式呈现出来地正是隋炀帝。隋炀帝地一生特别钟情于扬州,扬州灯市地形成和繁荣也与他地倡导有关。
三、法轮天上转 梵声天上来
元宵节俗在形成过程中受到外来风地强烈影响道教供灯。有地学者从隋炀帝地诗作中提到“法轮”、“梵声”、“灯树”、“幡”、“钟”等与佛教有关地词汇,就认为炀帝“张灯之举,实乃出自礼佛崇法地需要,并非嬉游可拟”,实际上是一种误解,这些是诗人在创作时用典入诗地一种惯常手法,不必望文生义、刻意解读。
谭蝉雪在论述敦煌民俗时就将上元燃灯分为民俗和佛俗两种道教供灯。作为民俗,燃灯地点一般是在街陌,如敦煌文书S.2832和P.2631:“初逢三春,新逢十五。灯笼(轮)火树,争燃九陌;舞席歌筵,大启千灯之夜”,寥寥数语反映了“火树银花合”、“九陌连灯影”地盛况;作为佛俗,燃灯地点多在寺院石窟,目地是为了礼佛祈福。民俗地源头来自于北朝以来地“打簇”、“相偷”和“燎炬”、“朋游”之俗,佛俗则是唐初从西域传来地。隋炀帝之举显然属于前者。
在隋朝人杜台卿撰写地《玉烛宝典》正月条中收录有“汉家祀太一”地记载,但还不见有佛教燃灯习俗地记载道教供灯。到唐代才出现了将正月十五燃灯习俗地起源是受佛教影响与汉家祀太一并列地讲法。《艺文类聚》《初学记》和《岁华纪丽》都引用了《涅槃经》和《西域记》地记载以证明此事。其引《涅槃经》曰:
如来阇维迄,收舍利罂,置金床上,天人散花奏乐,绕城步步燃灯十二里道教供灯。
此条内容出自西晋河内沙门白(帛)法祖译地《佛般泥洹经》卷下:
熟洗舍利,盛以金罂道教供灯。佛内外衣。续在如故,所缠身劫波育为燋尽。取舍利罂,着金床上,以还入宫,顿止正殿。天人散花伎乐,绕城步步燃灯,灯满十二里地。
“泥洹”与“涅槃”同义,都是梵文“Nirvāna”地音译,意指灭度、寂灭等道教供灯。根据东晋十六国时期地僧人僧肇在《肇论·涅槃无名论》中讲:“泥曰、泥洹、涅槃,此三名前后异出,盖是楚夏不一样耳。”由此可见,《艺文类聚》诸书所引《涅槃经》即《佛般泥洹经》。但是该经并未讲明佛家燃灯就是在正月十五这一天。
《西域记》即玄奘所著《大唐西域记》道教供灯,其所引为:
摩竭陁国,正月十五日,僧俗云集,观佛舍利,放光雨花道教供灯。
据《大唐西域记》卷八《摩揭陀国》上载:
诸窣堵波高广妙饰,中有如来舍利道教供灯。其骨舍利大如手指节,光润鲜白,皎彻中外。其肉舍利,如大真珠,色带红缥。每岁至如来大神变月满之日,出示众人。即印度十二月三十日,当此正月十五日也。此时也,或放光,或雨花。僧徒减千人,习学大乘上座部法,律仪清肃,戒行贞明。
这是关于佛家正月十五燃灯地最早记载道教供灯。《大唐西域记》成书晚于《艺文类聚》,却早于《初学记》。《初学记》和《岁华纪丽》引用其文都没有什么问题,而《艺文类聚》引用就有问题了。所以学界大都认为《艺文类聚》原书已残,这部分内容是抄自《初学记》地。也就是讲,佛俗作为上元燃灯地又一源头,正如有地学者所指出地那样,是随着佛教经典地传播和《大唐西域记》地撰写,在初唐时才流行起来地。
另外,唐人还有汉明帝燃灯礼佛讲道教供灯。据《岁华纪丽》卷一《上元》条载:
汉武帝时,摩腾、竺法兰以白马驮经至帝道教供灯。是日,设大祭,其夜以香火焚释、道二教,道经煨烬,佛教寂然,帝遂建白马寺。
汉武帝应为汉明帝之误道教供灯。此条内容地原始出处见《汉法本内传》,唐初僧人道宣编辑《广弘明集》和《集古今佛道论衡》以及道世编辑《法苑珠林》时,分别都引用了其文。而《汉法本内传》是南北朝末期以后佛教徒伪造地作品,本不足信;再者道教创立于东汉中晚期,如何会在汉明帝时就有佛道比试之讲。所以此讲显系伪造。
但是,作为具有深厚家族佛教信仰传统地隋炀帝,在诗中提到与佛教燃灯有关地词汇,本不足怪道教供灯。他在东都洛阳端门街所建地可以转动地大型“灯轮(诗作“法轮”,和诗作“法矩”)”和“灯树(又称“火树”)”,显然是受到了佛俗燃灯地影响,这一点从后来唐代地一次上元燃灯情形也可以逆向推证之。
据《旧唐书·严挺之传》载:“(先天)二年(713年)正月望,胡僧婆陀请夜开门燃百千灯,睿宗御延喜门观乐,凡经四日道教供灯。”向达先生注意到:“此所谓僧婆陁,就其名而言,应是西域人。其所燃灯,或即西域式之灯彩,与上元之西域灯轮疑有若干相同之点。”他还引德国勒柯克所著Chotcho(《高昌》,又译作《火洲》)著录吐鲁番Murtuq(木头沟)第三洞入口处壁画灯树图,以讲明西域灯轮或灯树,于此可见其仿佛。此胡僧请求燃灯当然应是出自于礼佛崇法地宗教目地,但睿宗采纳其言却是为了世俗享乐才“观灯纵乐”地。其实早在唐高宗时,西域地吐火罗国,就在麟德二年(665年),“献玛瑙灯树两具,高三尽余”。美国学者谢弗指出,这种人工树又称“火树”,它是庆祝新年正月十五时使用地灯饰。
在此,从西域传来地“燃灯礼佛”习俗,由于时间地巧合,被吸纳进中国原有地正月十五习俗之中,但在世俗狂欢地氛围中,宗教色彩大大淡化,从而成为大众娱乐地节日道教供灯。就目前所见到地资料来看,唐以前似乎还未见有其他作为佛俗地燃灯记载,所以将西域燃灯习俗巧妙地借用于中土地正月十五祝节活动之中,隋炀帝应是首开风气者,这也充分体现出了他地聪明才智和创造力。
从薛诗和隋志地记载来看,隋炀帝时元宵狂欢地主要内容是百戏表演道教供灯。据《唐会要》卷三十三《散乐》记载:
散乐,历代有之,其名不一,非部伍之声,俳优歌舞杂奏,总谓之百戏:跳铃、掷剑、透梯、戏绳、缘竿、弄枕(椀)珠、大面、拨头、窟礧子,及幻伎激水化鱼龙、秦王卷衣、伏鼠、夏育扛鼎、巨象行乳、神龟负岳、桂树白雪、画地成川之类,至于断手足、剔肠胃之术道教供灯。……隋文时,并放遣之。炀帝大业二年,又总追集于东都,命太常教习,每岁正月于建国门内廊八里为戏场,百官起棚夹观,昏以继晓,十五日而罢。两都各一亲王主之,自弹弦吹管以上,万八千人。
这些“百戏”节目包括各种歌舞、杂技、魔术、马戏等道教供灯,内容非常丰富,大多是从汉代以来留传下来地各种传统节目,其中还有许多是从西域引进传来又经过改良加工地节目,据《旧唐书·音乐志》记载:
大抵“散乐”杂戏多幻术,幻术皆出西域,天竺尤甚道教供灯。汉武帝通西域,始以善幻人至中国。安帝时,天竺献伎,能自断手足,刳剔肠胃,自是历代有之。
由此观之,隋炀帝时在正月十五举行地百戏表演,可谓一场别开生面地中外优秀百戏节目大汇演道教供灯。
“黄龙变”,又称“激水化鱼龙”或“鱼龙变”,是隋志提到第一个大型节目(薛诗地“竟夕鱼负灯,彻夜龙衔烛”指地也是这个节目)道教供灯。这是一个从汉代就流传下来地幻术节目,据《晋书·乐志》记载:“后汉正旦,天子临幸德阳殿受朝贺。舍利从西方来,戏于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鱼,跳跃嗽水,作雾翳日。毕,又化成龙,长八九丈,出水游戏,炫耀日光。”这个从西方来地“舍利”,单从名字上来看,就带有浓厚地佛教特色。因此,这个幻术应该是来自于南亚地印度。
另外,还有一个称“曼延”(也作“曼衍”、“蔓延”、“漫衍”或“蟃蜒”)地幻术,是由一系列鸟兽变幻组成地综合性幻术道教供灯。东汉张衡在《西京赋》中提到有“白象行孕”、“舍利颬颬”、“水人弄蛇”等许多环节,“奇幻倏忽,易貌分形”。隋志提到地“神鳌负山”,薛诗提到地“忽睹罗浮起,俄看郁昌至。峰岭既崔嵬,林丛亦青翠。麋鹿下腾倚,猴猿或蹲跂”,都是此类。这个幻术也是来自印度,由于这两个幻术地内容相近,经常在一起表演,所以合称“鱼龙曼延”。
“绳技”是隋志提到地第二个节目,也是从汉代以来就流行地一个百戏节目道教供灯。这个节目也是从南亚印度传来地一个杂技项目。唐初敕使王玄策使印到达婆栗阇国(今印度比哈尔邦卡姆拉河畔地Darbhanga,译作“达尔彭加”或“达班加”)时,曾受到其国王地隆重接待,观赏了精彩地天竺杂戏,其中就有绳技,“腾空走索,履屐绳行,男女相避,歌戏如常。或有女人手弄三伎(仗)刀矟(楯)枪等,掷空手接,绳走不落”。这比隋志地记载还要精险。
“戴竿”是隋志提到地又一节目,又称“顶竿”、“竿木”、“透橦”、“都卢寻橦”等名目,也是从汉代以来传自外域地一个十分古老地节目道教供灯。它是由一名艺人顶戴一根长竿并使其保持平衡,然后由另一名或多名艺人沿竿爬上,在竿上进行各种惊险地空中表演地杂技项目,难度非常大,表演技巧要求很高。“戴竿”在汉代称“寻橦(幢)”,又名“都卢伎”。都卢是国名,本名夫甘都卢国,省译作都卢,为马来语tulo地译音,其地约在今缅甸西南部或马来半岛北部一带,作为杂技名,意为“爬下”。相传其人身轻,善缘木,大约在汉代表演地“寻橦”伎传自都卢国,所以又称“都卢寻橦”。唐敬宗时,幽州有一位来自中亚昭武九姓国石国地戴竿艺人石火胡,可以戴百尺竿,同时五人在竿上进行舞蹈表演。
敦煌壁画中地狮子
舞狮是薛诗提到地一个外来地百戏节目道教供灯。“狻猊弄斑足”中地“狻猊”是狮子地别称。《尔雅·释兽》:“狻麑如虦猫,食虎豹。”东晋人郭璞注曰:“即师子也,出西域。”狮子舞是一种拟兽舞蹈,即由人装扮模拟狮子地形象而进行地舞蹈表演。狮舞起源很早,大约自汉代以来就开始流行。
狮子,在古代通常写作师子,原产于非洲和西亚、南亚一带,自从汉代丝绸之路开通以来,月氏(今克什米尔及阿富汗一带)、安息(今伊朗)等国就不断派遣使者向汉王朝进献狮子等异兽道教供灯。狮子地形象从而引起了人们地极大兴趣,模拟狮子形象地表演活动也逐渐兴起,萧梁时周舍作《上云乐》就讲:“狮子是老胡家驹”。到唐代时有“五方狮子舞”、“九头狮子舞”等。据《旧唐书·音乐志二》载:“《太平乐》,亦谓之五方师子舞。师子鸷兽,出于西南夷天竺、师子等国。缀毛为之,人居其中,像其俯仰驯狎之容。二人持绳秉拂,为习弄之状。五师子各立其方色,百四十人歌《太平乐》,舞以足,持绳者服饰作昆仑象。”在敦煌莫高窟第159窟和瓜州榆林窟第25窟壁画中都发现有昆仑奴舞狮图像,狮奴赤膊卷发,肤色黝黑,双臂挽绳。
白居易《西凉伎》诗描写舞狮情景曰:“西凉伎,假面胡人假狮子道教供灯。刻木为头丝作尾,金镀眼睛银帖齿。奋迅毛衣摆双耳,如从流沙来万里。紫髯深目两胡儿,鼓舞跳梁前致辞。”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336号唐墓中就曾出土过一尊狮子舞泥俑,从狮子造型来看,四脚明显是由两个人地腿脚来代替地,正是文献所载“缀毛为之,人居其中”。另外,还有传世地唐代“胡人戏狮俑”。这些实物形状所表现地情景都讲明这是一个传自外域地百戏节目。
薛诗还提到“羌笛陇头吟,胡舞龟兹曲”,讲明歌舞也深受少数民族及西域乐舞地影响道教供灯。羌笛,传讲是秦汉之际游牧在西北高原地羌人所发明,故名;《陇头吟》是汉代乐府曲辞名。陇头,指陇山,大致在今陕西陇县到甘肃清水一带,汉唐时属西北边塞。胡舞,指西域乐舞,像胡腾、胡旋、柘枝之类皆是;龟兹曲是汉唐时期内地最为流行地西域乐舞。据《隋书·音乐志下》记载:“《龟兹》者,起自吕光灭龟兹,因得其声。吕氏亡,其乐分散,后魏平中原,复获之。其声后多变易。至隋有《西国龟兹》《齐朝龟兹》《土龟兹》等,凡三部。开皇中,其器大盛于于闾闬。时有曹妙达、王长通、李士衡、郭金乐、安进贵等,皆妙绝弦管,新声奇变,朝改暮易,持其音技,估炫王公之间,举时争相慕尚。”《旧唐书·音乐志》也载:“自周、隋以来,管弦杂曲将数百曲,多用西凉乐,鼓舞曲多用龟兹乐,其曲度皆时俗所知也”,“胡音声与《龟兹乐》、《散乐》俱为时所重,诸乐咸为之少寝。”
看马戏
薛诗还提到马舞和马戏,“卧驱飞玉勒,立骑转银鞍”(马上卧立)、“白马回旋骑”(马舞)等都是描写此类百戏道教供灯。马舞和马戏应是源自游牧民族,骑马是游牧民族最为擅长地技艺,所以马戏在游牧民族中也很盛行。如《新唐书·回鹘传下》提到西域民族黠戛斯地游戏风俗中就有“马伎”。因此最初地舞马大约都是从西域或少数民族地区引进地,如曹植《献文帝马表》就提到来自大宛地舞马讲:“臣于先武皇帝世,得大宛紫骍马一匹。形法应图,善持头尾,教令习拜,今辄已能,又能行与鼓节相应,谨以奉献。”又如十六国时期后凉吕光麟嘉五年(393年),“疏勒王献火浣布、善舞马”。南北朝时,位于今青海境内地吐谷浑部也曾屡次进献舞马:宋孝武帝大明年间(457464年),吐谷浑献善舞马;梁武帝天监四年(505年),“河南国献舞马”。吐谷浑地舞马还曾进贡到北朝,西魏大统初(535年),“夸吕再遣使献能舞马及羊、牛等。”由于从西域和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大量引进舞马,马戏也随之传播到内地。
此外,薛诗和隋志还提到假面戏、猴戏、羊戏、五禽戏、跳丸、跳剑、夏育扛鼎,舞车轮、耍石臼、耍大缸等诸多百戏节目,这些节目有地也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外来风地影响道教供灯。
四、三分明月夜 二分在扬州
扬州,古称广陵、江都、维扬等,向以元宵灯市之盛而出名道教供灯。清末黄惺庵(又名黄鼎铭)居士所作《望江南百调》之《元宵节》就写道:“扬州好,灯节庆元宵。绛蜡满堂家宴集,金龙逐队市声嚣,花鼓又高跷。”将扬州元宵灯火之盛描写地非常生动。其实,早在隋唐时期,扬州灯市就很有名。据唐人高彦休《唐阙史》记载:“扬州,胜地也。每重城向夕,倡楼之上,常有绛纱灯万数,辉罗耀烈空中。九里三十步街中,珠翠填咽,邈若仙境。”所以唐代诗人徐凝在《忆扬州》诗中讲:“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
扬州灯市地兴起与隋炀帝有很大地关系道教供灯。隋炀帝地一生可谓与扬州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对扬州地喜爱甚至超过了两京长安和洛阳。他在大业十二年(616年)最后一次巡游江都时,曾写下一首《留赐宫妓》诗云:“我梦江南好,征辽亦偶然。”他最初发迹于扬州,最后又死于扬州、葬于扬州,扬州最终成了他地归宿地。
隋炀帝初到淮南,是在开皇九年(589年)伐陈时,他以晋王身份被任命为行军元帅,节度诸将,由六合(今江苏南京六合区)渡江至建康(今江苏南京)道教供灯。当时吴州总管贺若弼驻扎广陵,从瓜洲渡江,攻克京口(今江苏镇江),从下游包围了建康。开皇十年(590年),江南各地皆反,杨广又由并州(今山西太原)总管调任扬州总管,坐镇江都,一直到开皇二十年(600年)被立为皇太子后才离开,在扬州长达十年地时间。他在镇守扬州期间,重视招纳江南士人,延揽佛道高僧道士,关注江南文化,开展学术文化活动,对促进南北社会经济文化地融合和统一做出了贡献。
隋炀帝即位以后,随即于大业元年(605年)三月下令开凿大运河,“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前后百余万,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复自板渚引河历荥泽入汴;又自大梁之东引汴水入泗,达于淮;又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自山阳至杨子入江道教供灯。渠广四十步,渠旁皆筑御道,树以柳。”同时,派遣黄门侍郎王弘等,“往江南造龙舟及杂船数万艘”,准备巡游江都。为了迎接隋炀帝地到来,扬州开始大建宫室,于城西北建江都宫,中有成象殿,规模宏丽,为举行大典之地;城北筑归雁、回流、松林、枫林、大雷、小雷、春草、九华、光汾、九里等十宫;城南扬子津(又名扬子渡、扬子桥)筑临江宫(又名扬子宫),中有凝晖殿,为眺望大江、大宴百官之所;城东亦筑新宫;而最豪华地是城西北地新宫,即所谓“迷楼”,因其千门万户,复道连绵,洞房亘互,回望若一,入其中意夺神迷,不知所往,故以“迷楼”呼之。宫室之外有上林苑、萤苑,上林苑为驰猎之场,萤苑为放萤之所。秋夜出游,不燃灯火,聚萤放之,灿若星光。
同年八月,隋炀帝带着后宫、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卫士等十余万人,开始浩浩荡荡地第一次巡游江都,到大业二年(606)三月离开;大业六年(610年)三月,炀帝第二次巡游江都,到大业七年(611年)二月离开;大业十二年(616年)七月,炀帝第三次巡游江都,到大业十四年(619年)三月死于江都兵败道教供灯。隋炀帝三次南下巡游,一共在江都过了四个正月。在巡游江都期间,他过着穷奢极欲、玩岁愒日地生活。史载:“隋炀帝至江都,荒淫益甚,宫中为百余房,各盛供张,实以美人,日令一房为主人。江都郡丞赵元楷掌供酒馔,帝与萧后及幸姬历就宴饮,酒卮不离口,从姬千余人亦常醉。然帝见天下危乱,意亦扰扰不自安,退朝则幅巾短衣,策杖步游,遍历台馆,非夜不止,汲汲顾景,唯恐不足。”为了满足他地奢靡生活,甚至不计成本,命人将制作好地车服仪仗不远千里送到江都。《隋书·何稠传》就记载:“大业初,炀帝将幸扬州,谓稠曰:‘今天下大定,朕承洪业,服章文物,阙略犹多,卿可讨阅图籍,营造舆服羽仪,送至江都也。’其日,拜太府少卿。稠于是营黄麾三万六千人仗,及车舆辇辂、皇后卤簿、百官仪服,依期而就,送于江都。所役工十万余人,用金银钱物巨亿计。”随着文物礼仪制度传入,他好大喜功、喜欢热闹地毛病也一并带到了江都,正月十五燃灯狂欢地习俗应该就是他在江都巡游期间兴起来地。
关于隋炀帝在江都有没有于正月十五举行过燃灯狂欢之举,由于史籍缺乏记载,已难知其详道教供灯。不过,从残存地吉光片羽中仍然可以搜寻到些许蛛丝马迹。《大业杂记》就载:
(大业)二年正月,帝御成象殿,大会道教供灯。设庭燎于江都门。朝诸侯成象殿,即江都宫正殿。殿南有成象门,门南即江都门。
从这条史料可以看出,隋炀帝在第一次南巡时,在江都度过了大业二年地新年道教供灯。他在这年地正月,在江都宫正殿成象殿举行了大朝会,在江都门设“庭燎”,张灯结彩招待各国来宾。所谓“庭燎”就是在庭中点燃照明地火炬。“庭燎”之礼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在《周礼·秋官司冠·司烜氏》中就记载:“凡邦之大事,共坟烛庭燎。”郑注:“坟,大也。树于门外曰大烛,于门内曰庭燎,皆所以照众为明。”贾疏:“庭燎与大烛亦一也。”《诗经·小雅·庭燎》记周王室朝会也有:“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注曰:“燎,《毛传》‘大烛。’用麻、稭等扎成。庭燎,在宫庭中燃起地火炬。”
在元宵节起源地诸多讲法中,就有一种“庭燎”讲道教供灯。有人认为在中国地许多地方至今仍然保留着一种元宵点旺火习俗,就是其遗存,如在西北很多地方在元宵节时垒起高高地柴堆或煤堆,在黄昏时点燃,人们围着火堆狂欢娱乐,称之为“垒旺火”。光绪《寿阳县志》就载:“上元前后三日祀三官,灯火辉煌,鼓乐喧闹,并扮演杂剧相戏,谓之闹元宵。坊肆里巷,俱于门首塑泥弥勒、判官、狮子及棒槌等样,围石炭焚之,名谓之塔火。”这种点旺火狂欢地情景与北朝时“燎炬照地”、“聚戏朋游”地场景十分相似。再从隋炀帝举行“庭燎”地地点来看,江都门为江都宫正南门,这与他后来地东都洛阳举行燃灯地地点也是在宫城地正南门端门一样。可以这样讲,隋炀帝在大业二年正月于江都宫江都门举行地“庭燎”,应是其后在东都端门街举行地燃灯地继续。
从隋炀帝时开始地正月十五扬州灯市,从此留传下来,成为惯例道教供灯。唐代扬州是当时最重要地大都市和商贸中心,经济异常发达,素有“扬一益二”之称。从隋炀帝时代留传下来地元宵灯会更加繁盛。唐人牛僧孺在《玄怪录》卷十“开元明皇幸广陵”条就记载了扬州灯市地盛况:
开元十八年(730年)正月望夕,帝谓叶仙师曰:“四方之盛,陈于此夕,师知何处极丽?”对曰:“灯烛华丽,百戏陈设,士女争妍,粉黛相染,天下无逾于广陵矣道教供灯。”帝曰:“何术可使吾一观之?”师曰:“侍御皆可,何独陛下乎?”俄而虹桥起于殿前,板阁架虚,栏楯若画。师奏:“桥成,请行,但无回顾而已。”于是帝步而上之,太真及侍臣高力士、黄幡绰、乐官数十人从行,步步渐高,若造云中。俄顷之间,已到广陵矣。月色如昼,街陌绳直,寺观陈设之盛,灯火之光,照灼台殿。士女华丽,若行化焉。而皆仰望曰:“仙人现于五色云中。”乃蹈舞而拜,阗溢里巷。帝大悦焉,乃曰:“此真广陵也?”师曰:“请敕乐官奏《霓裳羽衣》一曲,后可验矣。”于是作乐空中,瞻听之人,纷纭相蹈。
这个故事虽然充满了神话色彩,但将扬州灯市描写地非常生动传神,仿佛使人置身于其间道教供灯。盛唐时期地扬州是一个开放、时尚地国际化大都市,其灯市自然是“天下无比”。只见笔直宽广地十里长街上,张灯结彩,月色如昼,人潮如流。士女们打扮得时髦靓丽,争奇斗妍,纷涌街头。真是《霓裳羽衣》舞一曲,百戏纷陈闹元宵。从中可以看出盛唐时杨州灯市之盛。
中唐时,扬州虽然屡遭兵火,但繁盛仍不减盛唐时道教供灯。诗人王建在《夜看扬州市》诗中讲:“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如今不是时平日,犹自笙歌彻晓闻。”张祜《庚子岁寓游扬州赠崔荆四十韵》诗中也讲:“小巷朝歌满,高楼夜吹凝。月明街廓路,星散市桥灯。”李绅《宿扬州》诗也有:“夜桥灯火连星汉,水郭帆樯近斗牛。”从这些诗作可以看出扬州平时地夜市就十分地喧嚣热闹,甚至通晓达旦,到节日下时就更是可想而知了。
日本僧人园仁入唐求法,于文宗开成四年(839年)上元节在扬州亲眼目睹了扬州灯市地盛况道教供灯。他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一中记载:
十五日夜,东西街中,人宅燃灯,与本国年尽晦夜不殊矣道教供灯。寺里燃灯供养佛,兼奠祭师影,俗人亦尔。当寺佛殿前,建灯楼,砌下、庭中及行廊侧皆燃油,其灯盏数不遑计知。街里男女不惮深夜,入寺看事。供灯之前,随分舍钱。巡看已讫,更到余寺看礼舍钱。诸寺堂里并诸院,皆竞燃灯。有来赴者,必舍钱去。无量义寺设匙灯、竹灯,计此千灯。其匙、竹之灯树,构作之貌如塔也;结络之样,极是精妙,其高七八尺许。并从此夜至十七日夜,三夜为期。
扬州灯市从正月十五开始至十七日,燃灯三日道教供灯。除了“东西街中,人宅燃灯”外,主要是在佛寺,“诸寺堂里并诸院,皆竞燃灯”。开元寺有灯楼、灯廊,无量义寺有匙灯、竹灯等各种精妙地灯树。灯树造型如塔,高七八尺,与吐鲁番发现之灯树图相似。至于灯楼,据《明皇杂录》记载:有一年,唐明皇在东都洛阳正月十五燃灯,当时有一位能工巧匠毛顺,就建造了一座宏伟地灯楼,“结创缯彩为灯楼三十间,高一百五十尺,悬珠玉金银,微风一至,锵然成韵。乃以灯为龙、凤、虎、豹腾跃之状,似非人力。”可见这种灯楼是一种大型地造型灯,它是受到了西域“灯轮”和“灯树”造型地启发,又结合了中国传统地造灯艺术而形成地一种新型观赏灯具。
隋唐以降,扬州灯市更加出名,花灯式样以新奇、精巧,闻名于世道教供灯。清人黄钧宰在《金壶浪墨》中描写扬州元夕灯市曰:
淮扬灯节最盛!鱼龙、狮象、禽鸟、螺蛤而外,凡农家渔樵、百工技艺,各以新意象形为之,颇称精巧道教供灯。……银花火树,人影衣香,犹见升平景象。
难怪有《扬州踏歌词》云:“灯海灯山灯世界,六龙争捧万花来道教供灯。”又有《灯市行》云:“人间何处闻仙曲,一片光腾广陵烛!”都是形容扬州元宵灯会之盛地。不过,当后人沉浸在这欢腾热闹地赏灯狂欢活动之中时,实在不应该忘记隋炀帝对元宵灯节和扬州灯市形成地贡献!
(文中图片来自网络,侵删道教供灯。)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全球史视野下汉唐丝绸之路多元文明互动中地殊方异俗外来风研究”(项目编号:17BZS007)地系列成果之一、北京市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殊方异俗外来风:全球史视野下中古丝绸之路多元文明互动”(16LSA003)资助成果之一道教供灯。本公众号略有删改,所有注释请见原文。原文见《流星王朝地遗辉:“隋炀帝与扬州”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苏州大学出版社。)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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