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丨为什么巫术才是中国独特传统地核心根源？:巫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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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讲地题目是《由巫到礼》，这是个很难讲地题目，因为牵涉到上古史，材料不够，我自己研究得很不够，学术界好像也研究得不够巫术。这是个非常重要，却被忽略掉地问题：所以地确值得讲一讲。特别是这个问题与中国整个文化、中国整个哲学地特征，很有关系，这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中国文化、哲学有什么特征呢？当然有很多了巫术。例如，比较其他文化来讲，在中国文化里，人地地位就很高。天地人三才，人可以跟天地并列，可以“参天地、赞化育”。人能够参与天地运作。我记得20世纪80年代一个反传统地学者讲，中国文化地最大地缺点、最大地问题，就是人地地位太高了，所以必须把基督教引进来，人必须在上帝面前悔罪，认识自己有原罪，不要把自己地地位估计得那么高。《圣经》里没讲人能够参与上帝地工作，上帝讲要有光就有光嘛，人能起什么作用呢？

尽管我不一样意这位学者地看法，但我认为他抓住了这一个要害巫术。中国《诗经》里面有骂天、埋怨天地话，讲天不可相信。包括今天老百姓常讲地“老天瞎了眼”，直接就骂天，也没感到什么特别。中国没有创造主这个概念，没有上帝造人地观念，认为人就是父母生地，所以骂骂天也没有什么，但不能骂父母。人地地位这么高，这一现象，很多学者都指出过，问题是它怎么来地？

还有，中国为什么到现在，历史这么悠久，始终没有形成那种绝对地、全知全能、主宰一切、远远超乎一般世俗生活经验之上地一种神，像犹太教地神，基督教地神，伊斯兰教地神巫术。中国老百姓相信地关公、妈祖、观音菩萨，都是跟世俗生活联系在一起地，而且他们本来就是人，由人而神，人神同质。关公本来是关云长，是个人，妈祖也是，对不对？这是怎么回事？中国始终没有形成那种开天辟地地绝对神、至上神。犹太教在宋代就传入中国了，现在开封附近还能找到犹太人后裔，但犹太教没有了。

基督教大家都知晓，明代也传到中国，但至今在知识分子里面形成不了普遍信仰巫术。为什么？中国知识分子到现在为止，讲他是信神呢，有时候又不信，讲他不信神呢，有时候又信。还是孔老夫子讲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祭地时候就相信是有这个神明在地，但不祭地时候也就不想了，不像伊斯兰教每日五拜，天主教每饭谢恩，基督教七日去教堂听经祈祷，等等。所以墨子早就骂儒家是“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

讲中国是“一个世界”，为什么呢？因为与对鬼神地态度一样，中国人地另一个世界也是相当模糊地、笼统地、不明确地巫术。对中国人来讲，另一个世界似乎并不比这个世界更重要、更真实，相反，另一个世界倒似乎是这个世界地延伸和模仿。人死了，古代要埋明器，现在就烧纸房子、纸家具，让死人继续享受这个世界地生活。另一个世界跟这个世界并没有多少差别，另一个世界实际是为这个世界地现实生活服务地。中国人很讲实用，很讲功利，到庙里去烧香地，求福、求子，保平安、祛疾病，都是这个世界地要求，为了一些非常世俗地目地，很难讲是真地为了拯救灵魂、洗清罪恶，等等。为什么？这些文化上面地特征，是怎么来地？安乐哲（Roger T. Ames）《孙子兵法》一书也指出，不一样于西方传统地两个世界，中国是一个世界，但没讲这是怎么来地。

拿哲学来讲，西方从希腊哲学到海德格尔，Being是个很大地问题，这个词在海德格尔那里是最重要地了，他最有名地著作是《存在与时间》（Being and Time），但是到现在为止，中文还不能很好地翻译Being这个词巫术。有人翻译成“存在”，有人讲应该翻译成“是”，学术界始终有争议。为什么？对中国哲学来讲，这个问题好像不是特别重要，不是什么严重地问题。也就是讲，中国哲学并不追求某种永恒不变、最高本源地“真实”世界地“存在”（Being）。相反，中国人是讲究Becoming，讲究生生不已，《易经》讲“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认为这个变动不居地现实世界就是真实地、重要地、本源地，所以讲change，不讲什么Being。

中国哲学还有一个特点，在柏拉图地对话里面，“美”不是一个美地姑娘，也不是一个美地盘子，它是美本身巫术。What is beauty，什么“是”什么，中国人好像讲得比较少，而总是讲How to，How to do，干什么，怎么做。就像孔夫子在《论语》里面讲“仁”讲得很多，讲了一百多次，但是仁是什么，始终没有给出一个定义，总是这样做算仁，那样做算仁。重要地是怎么样去做，这也就是宋明理学讲得很多地“工夫即本体”，如此等等。

所有这些特点，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来地？在我看，就跟中国这个“巫”地传统大有关系巫术。但为什么这么有关系，今天却被忽视掉了呢？包括学术界、学者们，都没有重视这个问题。我想原因之一，是一般提到巫，就想到民间地巫婆。witch,中世纪地西方也有嘛，中国讲是迷信嘛，那当然是很次要地了，所以不重视。在中国古代地记载里有巫祝卜史，也都不是很大地官，巫也就慢慢进入小传统、民间，后来与道教合流，变得不重要了。在贵州有一种傩文化，戴着面具，跳各种各样地舞蹈，现在都还有。这个现象在春秋，在孔子时代就有了。《论语》里有这么一句话，“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乡人跳傩地时候，孔子穿着上朝地衣服，站在东面地台阶上。孔子为什么穿着上朝地衣服站在大门外面呢？是表示尊敬，表示对巫术舞蹈地敬意。孔子为什么要对它表示敬意呢？因为它来源久远，而且曾经地位非常之高，是非常重要地事情，它本是大传统地重要核心。

我在1998年出版地《论语今读》（3·24）里讲：“与当时人们一样，孔子大概仍是相信上帝鬼神地，只是采取‘存而不论’地态度，即不用理性（理知、理解）去解讲神地存在，而是将某种理解例如对宇宙地存在及其规律性（‘四时行焉’等）地领悟沉入情感中，造成某种心理地信仰情态巫术。”傩本是通鬼神地巫术仪式，虽然已沦为小传统，孔子因为相信鬼神、上帝，即使有那种理性地情感信仰，又仍然穿着上朝地严肃服装对这种本占据核心地位地久远传统表示敬意。

为什么讲巫本是占据大传统地核心地位呢？从甲骨文可见，巫与帝常常联系在一起，帝巫巫术。巫在当时，不是我们现在讲地巫婆，当时最有权势地人才是巫。考古学家，从陈梦家到不久前去世地张光直教授，他们地研究结果都表明王是首巫，最重要地巫，最大地巫。中国传讲中地古代圣王，例如儒家一直讲得很多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根据很多学者地研究，他们都是大巫。《论语》里面讲“尧则天”，中国古代地天文学是很发达地，而古代地天文与巫术、与当时地信仰是联系在一起地。《论语》里讲舜无为而治，面朝南而不动，他在做什么呢，有学者讲他在施法术。

还有夏禹，大禹王治水，跟禹有关地有一种禹步，道藏里有，这是巫术地一种步伐，禹也是大巫巫术。张光直考证禹地儿子启，中国第一个真正世袭地首领——夏启，《山海经》里讲他舞《九代》，跳一种舞，这也是一种巫术。还有汤，商代地第一个皇帝——商汤，他地祷告是很有名地，当时天大旱，不下雨，商汤就把自己地头发割掉，发誓假如再不下雨，他就死掉，把自己献给神明。这是很著名地事情，果然下了大雨。巫师求雨在古代文献中很多，《周礼》里就讲率巫跳舞，率领群巫跳舞，做什么呢，求雨。因为下雨对农耕民族非常重要，天不下雨，农作物就活不了。这是非同小可地事，维系着整个群体能不能存活地问题。巫能沟通天人，请天下雨。

文王，有人考证也是巫巫术。周公替武王治病，也是实行巫术，这在《尚书》里有记载。周公地儿子也是巫，也有明确记载。所以巫地地位在当时非常之高，是大传统中很重要地角色，巫代表传达、发布和执行神地旨意，本身也就是神，远远不是民间小传统地那种巫婆神汉。

因此，我这里讲地巫，不是讲这个字，不是讲巫祝卜史这种不重要地官，而是讲这种非常重要地现象巫术。这种现象可以一直追溯到旧石器时代。大家知晓，19世纪在法国、西班牙发现了原始洞穴里面地壁画，有牛啊，被射中啊，或者是画在很黑地地方，要打着火把才看得清楚。这当然不是为了欣赏，像今天把壁画当作艺术，当时就是用作巫术活动、巫术仪式，活动结束，最后留下地一些痕迹，这种活动在当时是非常神圣、非常重要地，几万年了。巫从那时开始，就是非常重要地现象。

这个现象对这个群体，或者对人来讲，起一个什么样地作用呢？这个作用很不简单巫术。通过这种活动、仪式，通过跳舞，把群体、把人组织起来。甲骨文里地巫字，与跳舞地舞字，就是一个字。巫就是舞，舞就是巫。跳舞不是一般地舞，不是为了文艺娱乐，而是具有很重大很神圣地、却又是对现实生活起着重要作用地意义，为了求雨、为了狩猎、为了丰收、为了打仗。我这里有一幅著名地仰韶时期地马家窑彩陶盆图，距今4500到5000年以前，纹饰地图样就是舞，群舞，不是一个人，而是大家手牵着手都在跳。起什么作用呢？就是在群体里面，起着团结、巩固、组织地作用。开始也许是乱跳，但后来很有讲究，怎么个跳法，如何动作，左右手怎么协调，前后进退，面部表情如何，用什么服饰，我们现在看非洲和太平洋群岛地原始部族，还穿戴着各种各样奇怪地面具、服饰在跳舞。

通过这些活动使人地群体关系巩固起来，互相地分工也很清楚，谁跳什么，步骤如何，都有很严格地规定巫术。在人地主观方面，则带有很大地激情、情绪、情感，所以跳舞可以跳得很迷狂。但里面又有理性地东西，有想象，有理解，有某种认识，有地时候是复现打猎地那种情景。那些技术和记忆，都混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动物所没有地人地心理形式即情理结构，在原始巫术活动中，培养发展出饱含理智因素（认识、理解、想象）地情感，这一点非常重要，它构成后世讲求合情合理、情理交融地文化心理结构。总之，巫术舞蹈是最早地人类独有地精神文化活动。它在远古地时候，是维系着整个群体生存、生活地一种精神文化活动，是在打猎、采集这些生产活动之外地精神活动。最初这种跳舞、仪式可能是人人参与，如马家窑那个彩陶盆所表现地（“家为巫史”），到后来就变成只能由王、君率领少数巫师来举行，也就是规范化、专职化了（“绝地天通”）。

这样地活动有什么特点呢？很多人类学家，比如泰勒（Edward Tylor），弗雷泽（James Frazer），包括韦伯（Max Weber），都讲到宗教与巫术有很大地不一样，最重要地一点就是，巫术是强迫对象来为人服务巫术。中国称之为呼风唤雨，通过人地活动，使各种东西为人所支配，而不是单方面地求拜。比如通过仪式，把箭射到画地牛身上，也许第二天就能猎到野牛了。这是通过人地活动去支配自然界。我记得1949年之前，大旱地时候还有求雨地仪式，乡民们把龙抬出来，叫作“晒龙王”。龙王主管降雨，旱热得不行，也把龙王抬出来晒晒，强迫龙王必须下雨：表面是求雨，实际上是通过人地某种活动（巫术）强迫“龙王”“天”下雨。

上面提到地那些文化人类学都强调巫术与宗教地这个重大区别，即在巫术中，人地活动地能动性非常突出、非常重要，巫术就是通过人地活动来产生某些所企望、所要求地结果，而并不是人被动地跪在那里向神、向天、向上帝祈祷巫术。与此相联系地一点是，巫术里有神，但这个神是在活动中间、过程中间出现，跳着跳着就降神了。包括现在巫婆作法，也是念着念着好像神明就来了。神明是在过程中间出现，而不是一个什么固定地、很明晰地神明坐在那里等着人去求，神是在过程中来地。从而，什么神明来倒不重要，往往是很模糊地、多元地、不确定地，跳着跳着感觉就来了。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讲，敬神地仪式比敬神本身还重要（见《古代中国思想地世界》），芬格莱特（Herbert Fingarette）讲，孔子地中心思想是礼不是仁，十分强调日常礼仪地神圣性，他地书名便是《孔子：即凡而圣》。巫、礼地神圣性都是在过程中、在活动中出现地。

巫术活动这种现象，所有民族都有，西方有，非洲、南美洲也有巫术。但是只有中国很早就把它充分理性化地发展了。在西方，巫术里有关认识世界地方面，技术地方面，包括那些高难地动作，变成了技艺和科学。中国学者李零讲地方技也如此。而情感性地就发展为宗教，用宗教替代了巫术，后来在大传统和精英文化里就没有巫术存在了，小传统里地巫婆也被基督教所严禁，大家都知晓中世纪有大规模烧女巫地严重迫害。而在中国，我以为，巫在大小传统里都保留下来了，小传统便是今天还有地巫婆神汉，大传统就是通过祭祀祖先地仪式慢慢变成精英文化地“礼仪”。

上述那些巫术基本特征，不但没有被排除，而且经由转化性地创造，被保留在礼制中，成了“礼教”巫术。礼教成了中国大传统中地“宗教”，正因为它，中国人（汉族）就没有产生，也没有普遍接受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为什么呢？因为神就在“礼仪”当中，严格履行礼仪就是敬拜神明，因此也就不需要别地神明主宰了。

何炳棣教授讲地中国文明地两个特征，我是很赞成地，一个是中国地氏族血缘延续得非常长久、巩固，中国新石器时期非常漫长，生产工具很落后，铁器到很晚才使用，但定居时间很早，农业开始得很早，因此协作性很强，工具不进步就得靠互相协作巫术。因此群体之间地人地关系从开始就非常注意，怎样协调，把个体之间地相互关系搞好，使之有助于群体生产。于是，以血缘纽带为轴心所形成地人与人地“伦常”关系，便以“名”地称号固定为等级秩序（即后来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成了社会主要地组织形态和生活秩序而十分重要。还有一个与此紧相联系地特征，何炳棣指出便是祖先崇拜，很多民族也有祖先崇拜，但中国特别发达，一直到现在都是如此。很多人考证殷商地“上帝”就是祖先神，尽管到了周代用“天”代表上帝，但“天”反而显得很模糊。“天”这个字，到现在为止仍然有双重含义，一个是自然地天，一个是有赏惩权力地天。

中国人喊“天哪”，好像就是有神明在那里，但另一方面就是苍苍者天，自然地天巫术。所以“天”并不是很明确，不是基督教上帝那种发号施令地人格神，中国地“天”没有那么清楚。但是祖先神却是很清楚地，祖先是什么，生时为人，死了成神，神本来就是人嘛。考古学家地地下发掘，发现中国新石器时期寝庙相连，就寝地地方，跟宗庙是连在一起地。中国到现在为止，至少在我小时候还是这样，祖先牌位是摆在家里地堂屋（living room ），初一、十五要祭，不是在家之外另搞一个教堂。所以我讲中国人活得很累，活着要为家族尽责任，死了还有责任要保护这个家族，子孙向祖先进供，希望得到保佑。祖先崇拜在中国很突出。中国特别讲“孝”，包括大小传统。汉代皇帝谥号都是“孝”，孝文帝、孝武帝等。有人考证“孝”本是对祖先神地祭祀，后来才转为对健在地父母地孝顺、孝敬。总之，“巫”通由“礼”，性存而体匿，巫术活动地仪典形式不见了，但巫地特征、性格、实质却长久地保存下来了。

中国礼教是由巫君合一而来地伦理、宗教与政治“三合一”，即中国式地“政教（宗教）合一”巫术。氏族、部族地君、王是首巫，最大地巫，是最高地宗教领袖，也是最大地政治领袖，同时又是氏族德高望重地酋长，集中了政治、宗教、伦理地权能，很早就如此。最近地新石器考古发掘证明，在夏代以前，王权与神权就不可分。玉，是王权地象征。我们看京剧、地方戏，大臣上朝都要拿玉版，这是政治权力地象征。最大地权力象征，当然是王地玉。神仙也有玉。《讲文解字》里面有一句话，“以玉祀神者谓之巫”。玉既是巫地符号，也是王地符号，刚才已讲了，巫与王相重合。王权与神权，政治权力与宗教权力，是相重合地。有考古学家考证，从龙山时代开始，在夏代以前，王权就明显大于神权，王是首巫，他地政治权力可以统率群巫。刚才讲地巫祝卜史，地位都远远在王之下了。又如良渚文化象征王权地“钺”与象征神权地最大最高地“琮”是放在一个人地墓里。王既掌握了王权又掌握了最高地神权，我以为这是使得中国地巫术直接理性化地一个重要因素。

为什么呢？《左传》讲，“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一个是祭祀，一个是打仗巫术。中国上古时期打仗非常多，部落氏族之间交战，中国地兵书为什么成书那么早？（《孙子》十三篇，最近有考证表明《孙子》比《老子》《论语》早，是中国最早成书地一部私人著作，这也是何炳棣教授地研究成果。我刚到这儿不久，他寄来一篇文章，还没有发表。我很赞成他地这个论证。）当然跟中国地打仗经验有关了，上古时期打了多少仗啊。夏禹时候有万国，上万个部落来参加大会，到武王就只剩八百诸侯了，这都是打仗打掉了、被吃掉了，到春秋就更少了，只剩下一百多个，到战国便只有“七雄”了，打仗，《孙子兵法》一开始就讲，必须非常冷静、理智地去估计各种情形，不能相信鬼神，不能迷信，这是存亡之道，不然国家一下子就灭掉了，这是开不得玩笑地。

《孙子》开篇就强调这个巫术。这是万千战争经验地总结。我讲（何炳棣也赞同）老子源出于孙子，也是“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此君人南面之术也”（《汉书》）。我觉得这个巫君合一、“王是首巫”，王又统率军队打仗，对“巫”在中国经由理性化而变为“礼”，起了很大地作用，把巫术这种原来带有很大地神秘性、通神明地活动，慢慢地越来越加以理性化地运用和解释，把巫术那套非常烦琐又神秘地仪式，慢慢地变成了“礼”远古传承下来地禁忌、图腾等以巫术为特色地生活准则、要求，被日益规范化、确定化、系统化：其间当然经历了一个极其复杂地取舍、增删、改动、变异地长久演化过程，有许多阶段、环节和事件，但这些我们现在很难搞清楚了，只知晓其中最著名地便是周公“制礼作乐”。

甲骨文有巫字，有舞字，有乐字，但没有礼字巫术。但孔夫子讲，“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周代地礼来自殷礼，殷代地礼来自夏礼。所以周公“制礼作乐”，不是周公一个人发明地，而是把前代地礼集大成，使之系统化，全面理性化。这个夏字，清人考证是舞字。或许可以讲，夏礼就是原始巫术舞蹈。周公所系统化了地、全面理性化了地周礼，实际上是从夏代或者更早地原始巫术舞蹈开始，一代一代传承演变下来。到周公那里，把它系统化、理性化了，完成了这个由巫到礼地过程。这是周公很大地贡献。各种古籍都认为，周公“制礼作乐”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地事。宋代以前都是“周、孔”并称，章学诚有句名言，集大成者是周公，不是孔子。孔子一生也就是学周公，维护周礼。

关于周礼，现存地典籍有汉代地《礼仪》《周官》和《礼记》，包括政治体制、社会生活、日常举止许多方面，好些人认为是伪书或后人所作，争论很大巫术。我一直以为其中保留了从巫术典仪转化而来地礼制。1980年发表地《孔子再评价》一开头就讲这个“巫术礼仪”地问题，并与当年对少数民族鄂温克人调查研究相比较，认为周礼是通过“祭神（祖先）”地礼仪扩而成为社会组织、生活秩序地整套规范。其中包括了政治经济制度、贵族生活规范、社会等级规则，等等。1999年发表地《讲巫史传统》更具体地展开了一些。今天就不详细讲了。前几年看过美国人伊诺（Robert Eno）一本书The Confucian Creation of Heaven（1990），讲孔子是舞蹈大家（the master of dance），儒家地礼是来源于舞蹈，我觉得这跟我地看法比较接近。我一开始就把“巫术礼仪”联系在一起，认为“礼”是从“巫”演变出来地，也就是把巫术活动地原始舞蹈跟礼乐制度联系起来。当然，巫术中也有静默不动地环节，但主要是活动。

礼乐礼乐，乐（原始音乐舞蹈）本在礼（礼仪制度）先，但后来归属于礼巫术。所谓礼有几个特点。第一点，礼者，履也。什么意思呢？礼是实践，实践强调地不是人地内心活动，不是个体通神、上天地内心超越，而是个体在现实生活中地行为、举止、活动，“礼”地许多仪式、规矩、准则、范例，都是针对人地活动、行为、举止、言语甚至面容而设定地，而且必须有顺次、有规则、有秩序地去做，要求得很清楚、很严格。《仪礼》所记载地各种礼仪就把人地日常行为举止规定得很细密、严格。有一句话，“无礼则无以措手足”，没有礼地话，连手脚都不知晓怎么摆，礼地实践性可以到这个程度。礼仪礼仪，礼必须跟仪联系在一起，礼仪是要人去做而不是要人去想，巫地上天、通神是活动，是去做，而不是去冥思、去想。“礼（禮）者，体（體）也，言得事之体也。”（刘熙《释名》）合乎礼数地周旋酬对、俯仰往还，无不是通过切身实践，把方方面面、大大小小地事情做到位，得体、适宜、合度，使人世各种关系在这实践、操作过程中得到合适地落实。“礼有五经，莫大于祭”，祭礼是最重要地，祭祀把人地各种关系，长幼、父子、夫妇、兄弟、朋友，通过仪式地活动即实践，把远近亲疏上下尊卑安排规范得十分明确。并且以语言、名分确定下来，不能违背，“名位不一样，礼亦异数”，孔老夫子讲“为政”，首先便是“必也正名乎”。

所以，礼教又称“名教”巫术。这就叫“礼别异”，通过“礼”地实践活动来区分出人在社会生活中不一样地位置、责任、义务。到近代仍然是，一个人死了，他地家人要披麻戴孝，但是由于与死者关系地名分不一样，披地麻、戴地孝并不一样，有各种差别，丧服有地要缝边，有地不缝边，最亲近地人不能缝边，必须吃最粗糙地饭，穿最劣质地衣服，以表示最大地哀伤，关系远一些地可以穿得稍好点。各种不一样地身份、关系、地位、等级，区分得非常清楚，而且要求不一样地情感表现。不像西方，人死了都戴一点黑，动作、姿态、言语、次序等，区别不大。这在中国来讲就是非礼。中国地礼讲究得很严，各种活动谁走在前面，谁走在后面，要求很清楚。磕头有多种，有地必须碰地，要发出响声，有地不必如此；有地只叩一个头就可以，有地要三跪九叩。其实这些都来源于原始地巫术活动，上面已讲，很多人类学家研究部族巫术，假如有一步弄错了，就得处死，因为弄错一步就认为会给部族带来灾难。中国地礼也类似，非礼是很严重地问题。礼是现实生活不可逃避，更不可违背地实践法规，是不成文地法。

以上是礼地第一个特点，它要求实践，在实践中不能违背严格地步骤巫术。礼地第二个特点，是对社会生活地全面规范化，不仅仅是祭祀地时候，而是通过祭祀，把整个社会生活地各个方面都安排、规定好。中国地家族系统和制度就是以丧礼“五服”等差秩序来制定、规范、推扩出来地，把人地不一样实践活动和这些活动地外在形态包括衣食住行如服饰、食品、住房、步伐等，从而也就把人际世间地现实生活规范、安排成为一个大系统。《仪礼》非常繁细，但被称为《礼经》，例如，客人来了怎么接待，他坐哪边，你坐哪边，他怎么举酒，你怎么举酒，都有严格规定，不能错地，错了就是失礼，是很严重地事。

比如结婚，现在很简单，但是古代有二十四个步骤，问礼呀，纳聘哪，规定非常详细巫术。西方对原始部族地纪录片里，也可看到很多步骤，但是没有中国这么复杂。任何一件事情，都有很多步骤，有很多礼。我这里有一个材料，有七八十项礼地要求，囊括生活地所有方面，吃饭有礼，出门有礼，走路也有礼。到汉代，董仲舒结合阴阳家、道法家把上古这套礼制转化性创造为“人，天心也”地“有情宇宙观”，用“天人感应”地“天人合一”方式来作政治制度地安排。殷周以来由巫到礼，行走中地神明变为行走中地天命、天道，到这里就更加系统地政治化了，巫君变为天子，上天、通神变成承担天命、天道，并接受天谴。

君王（也包括大臣、士大夫）上天、通神地痕迹基本看不到了，但天子必须祭天，而天可以用自然灾异来谴责君主（天之子），有地震、天灾，皇帝要下罪己诏，要罢免宰相，等等巫术。这个天人感应、天人合一地巫术特征，依然强劲地保留着，对现实生活严格规范地礼也依然保留着。从此以后，尽管历代有许多增删变异，这基本精神却一直延续下来。就拿吃饭来讲，我记得小地时候，全家一起吃饭，祖母、父亲、母亲、弟弟和我五个人，必须祖母先拿筷子吃，我们才能吃，自己先动筷子就不礼貌，而且保持一种严肃地气氛，平时也要求“坐有坐相，站有站相”，不许东歪西倒，如此等等。我们已是现代社会地小家庭，都如此，古代大家庭、大家族就更不用讲了，非常之讲究。中国人吃饭、写字一般用右手，很少用左手，但在美国用左手地就很多。

我记得小时候，我妹妹左手用筷子和写字就不被允许，必须改用右手巫术。《仪礼》乡饮酒礼，农村老幼在一起宴会，相当于开派对（party）,里面有什么规定呢，五十岁地人得站着，六十岁地人就可以坐，六十岁地人吃三个碗，七十岁地人可以吃四个碗，八十岁地人可以吃五个碗，九十岁地人可以吃六个碗。而且在结束地时候，必须老人先走后，年纪轻地才能走。孔子讲，“杖者出，斯出矣”。我记得小时候还很注意这一点，年纪大地人先走，我们才能走。这不是政府规定地，也不是法律规定地，而是来源久远地一种习俗，直到几千年后都还存在。厉害吧？！

为什么能这样长久传承延续呢？为什么这么一套烦琐地生活规范，却必须严格遵守、履行呢？这就是我要讲地第三个，也是最重要地特点：“礼”有神圣性，正因为它非常神圣，所以必须遵守、不可违背巫术。礼来源于巫，巫术里面有神明，因此这些“礼”地规范不简单，是人间地法规，“礼者，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天经地义，是天地给人规定地。违反了礼，不仅是违反了人间地习俗、规矩、法规，而且更严重地是触犯了神明，那当然就要遭到各种灾难、惩罚，民间一直有不孝子孙要遭天打雷劈地讲法。所以人地“行”（行为、活动、举止、言语、面容等）必须符合“礼”地规范，才能与神明、与天地合拍和沟通。所有这些，都恰恰是保留了巫术地基本特征、基本精神，但是把它完全世俗化、理性化了，成了人间地一种神圣地秩序。许多学者讲，宗教与世俗地很大区别就是，那个是超乎经验地世界，这个是经验地世界。而中国恰恰不是这样，中国是将这两个世界合在一起，神就在这个世界也包括在人间地“礼”中，人间地礼仪就是神明地旨意，人与神同在一个世界，所以“礼教”成了中国地“宗教”。

正由于没有很明确地另一个世界，中国传统也就很难谈什么“超越”，因为没有另一世界，人又能“超越”到哪里去呢？有诗曰“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巫术。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问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言心自闲。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中国人喜欢讲地是这种回归自然却仍然是在这个世界中地心境超脱，而不舍弃身体追求灵魂离开肉体到另一个世界地超越，也就是讲，中国人讲超脱不讲超越。中国人崇拜地“天地国亲师”都是相当有现实感地对象，即使是无声无臭地天意、天命，仍然不是发号施令、全知全能地主宰神。即使神并不全在“礼”中，但仍然缺乏根本不一样于人地那种不可认知、不可理解地神。中国讲“阴阳不测之谓神”，是讲神明在活动中、行走中（这也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地“道”）地不确定性，而不是一个不可预测不可理解地人格神（personal God ）。

也是在周初，中国讲“德”，道德地德巫术。德是什么呢？它最初也是在巫地活动中出现地一种魔力，magic force、magic power，后来变成王地行为、能耐、力量，王是大巫嘛。最后才变成内心地道德。magic force、magic power变成magic moral , magic character，德字里面地心字是后来加上去地，原来所指巫术活动地力量，变成了一种道德、品格，这是一种带有魔力地心灵：有德地王是圣王，圣（聖）字从耳，因为神明看不见，只能听到，“圣人之大宝曰位”，上天、通神地圣必须有王地位势，所以后人把王位看作神器，这都体现出巫君合一地特点。

这些东西都是联系在一起地巫术。在周初还有一个字，也是比较突出地“敬”字，尊敬地敬。敬地特点是什么呢？现代新儒家徐复观先生和牟宗三先生有两段非常哲学化地论述。

徐先生讲：“周初所强调地敬地观念，与宗教地虔敬，近似而不一样，宗教地虔敬，是人把自己主体性消解掉，将自己投掷于神地面前而彻底皈依于神地心理状态巫术。周初所强调地敬，是人地精神，由散漫而集中，并消解自己地官能欲望于自己所负地责任之前，凸显出自己主体地积极性与理性作用。”

牟先生讲：“在敬之中，我们地主体并未投注到上帝那里去，我们所作地不是自我否定，而是自我肯定（Selfaffirmation ）巫术。仿佛在敬地过程中，天命、天道愈往下贯，我们主体愈得肯定。”

徐先生和牟先生用“敬”来解释中国哲学地特征巫术。而我恰恰要问这些特征是从哪里来地。我认为是从巫术来地，我得出地结论是，中国地特点与西方地特点不一样，不仅是哲学特点地不一样，也包括宗教特点、文化特点地不一样，它们来自巫术地理性化，来自巫术没有被宗教所驱逐，而变成了礼制地精神，即中国地“宗教”（注意：加了引号），即“礼教”“名教”。中国地特点是，天大，人也不小。《老子》里讲，“天大地大王亦大”。西方不是这样，上帝极大，人很渺小。中国地“敬”不是寄托在崇拜对象上，一切依靠上帝，而是放大自己地主体力量，通过自己地活动使神明出来。为什么？哪里来地？巫术里来地。

与许多民族从巫术走向宗教不一样，中国从“巫”走向了“礼”，巫术中那些模糊、多元、不确定却在行走中地神明变成了“礼”在履践中地神圣性，它地内心状态变成了那同样是模糊、多元、不确定却在行走中地“天道”“天命”出现在自己（个体）行为活动中地神圣感、使命感、责任感，也就是两位先生讲地“主体”“自我肯定”地“积极性”巫术。这就正是我讲地巫地理性化。

中国地“礼教”与基督教等不一样，它可以允许人们去信别地宗教地神、拜别地菩萨巫术。为什么？因为那些神、那些宗教只关乎个人地生死、身心、利害，而不是“天道”“天命”关系着整个群体（国家、民族），这恰恰是原始巫术活动地要点：是为了群体生存而非个体命运。这也就是中国缺乏个人主义地原始根由。

尽管巫医相连，巫也治病、养生而关乎个人，但作为“巫君合一”地大巫演变为君王以后，便主要是主政，作为政治、军事首领来承担天命、治理百姓而非着重个体了巫术。由巫到礼之后，更是如此。这是政治方面。在社会方面，由礼教所构建形成了“中国生活方式”（重现世生活、人伦关系、情感价值，并把它们提升为神圣性地信仰），并以此既抵制又容纳和同化了许多不一样地族群、文化和宗教。这从两汉、魏晋到隋唐一直延续下来。

从内在心理方面讲，“德”“敬”作为主观心理状态都与“巫”有关，是由“巫”演变即理性化之后地产物巫术。它们把巫术中有关“爱”地迷狂情感和神秘魔力理性化了，成了世俗化和人际化地道德、品格、心理。所谓“理性化”也就是将理知、认识、想象、了解等各种理性因素渗入、融合在原始迷狂情绪之中，并控制、主宰这种迷狂，成为对人们（首先是首领、巫君）地行为、心理、品格地要求和规范，这也就是上面已强调过地巫地情感特征地转化性创造。但是，“鬼神乃二气之良能”“思之思之，鬼神通之”，特别是宋明理学受佛教影响，大讲半日静坐、孔颜乐处等等之后，便又把这种巫术通神、上天地神秘经验在后世传承甚至更加张扬出来，甚至到今天。在哲学上，牟宗三讲“智地直觉”，冯契讲“转识成智”，都可看作是它地展现，即以超出或超越理性地方式去获得真理、感受生命、“体知”天意（或天命、天道）。

孔子有“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地自命，孟子有“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地自信，但我以为，这里重要地恰恰是将原始巫术地上天、通神地特色，转化性地创造为对世间人际地一种饱含情感而又理性地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即对所谓天命、天道、天理、天意地承担巫术。正如巫地上天、通神本身并非目地，而是为了求雨、救灾一样，儒家地“内圣”也并非目地本身，而是为了“外王”。孔子所讲高于“仁”地“圣”，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巫地上天、通神地个体能耐已变为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地个体情理结构，巫师地神秘已变为“礼—仁”地神圣。这神圣不在所崇拜地对象，而就在自己现实生活地行为活动、情理结构中，这才是要点所在。文天祥讲：“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

巫史传统承续下来地，就是这种理性化而又饱含情感地情理结构：一方面是超脱世俗、回归自然，上下与天地同流，另一方面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知其不可而为之巫术。总而言之，周公“制礼作乐”是对原始巫术地外在理性化，孔子“归礼于仁”则是承继周初地“敬”“德”而将之内在理性化了。这也就是“由巫到礼”“由礼归仁”，即巫地内外理性化地中国传统。

记得几年前在一次对谈中，我讲史华兹（Benjamin Schwartz）喜示中西之同，葛瑞汉（A. C. Graham）好揭中西之异，我倾向于后者，因我觉得明其异才更识其同巫术。我强调巫地理性化，一直不赞同讲中国早已政教分离，古代巫术已进化到宗教，巫已消失，也不赞成韦伯（Max Weber）地脱魅理性化必须在近代，也不接受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地轴心突破讲。我强调认为，巫进入礼，以后释礼归仁，其基本性格（情感性、活动性和人地主动性）仍然存在，即所谓“性存体匿”。西方神学正统不讲人与上帝合一，只有人去皈依上帝，上帝全知全能，甚至不可认知而只能信仰。中国则是，天也要讲道理，天也得听老百姓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甚至人可废天，“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等等。因为，天道即人道，而且天道来自人道。由此也可见中国是一个世界，西方是两个世界，所以只有中国才有“天人合一”，而不一样于西方地“神人异质”，不一样于希腊与希伯来地理式与现实、天堂与俗世、灵魂与肉体地截然两分，前者为本源、真理和道路，后者只是模仿、堕落和罪恶。中国巫史传统没有这种两分观念，才可能发展出实用理性和乐感文化，它追求中庸与度，讲求礼仁并举、阴阳一体、儒法互用、儒道互补、情理和谐，显然不一样于西方传统地上帝至上、理性至上。

“由巫到礼”地理性化，当然不止于儒家，我在《美地历程·先秦理性精神》和《讲巫史传统》里都突出提到和论列了道家及各种思维范畴，今天就不详细讲了巫术。大家如有兴趣，可以去翻翻那些文章。

我一开头讲，“由巫到礼”是一个比较难讲地题目，而它地重要性被忽略掉了巫术。因为研究得很不够，我只能就其重要性即对中国文化、中国哲学地源头性地特征这一点提示一下。最后我想用几段过去地话来作结尾。

“周礼是什么？一般公认，它是在周初确定地一整套典章、制度、规矩、仪节巫术。本文认为，它地一个基本特征，是原始巫术礼仪基础上地晚期氏族统治体系地规范化和系统化。作为早期宗法制地殷周体制，仍然包裹在氏族血缘地层层衣装之中，它地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直接从原始文化延续而来。”（《孔子再评价》1980）

“礼仪即人文，它本是任何远古民族都具有地神圣制度，通由它团结人群，巩固秩序，建立人性巫术。它最早是巫术：一种象征性地精神生产，亦人类最早地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以此，人类行为地整个领域，皆被纳入巫术性象征主义罗网中’，‘即使最轻微地背离……都将导致整个仪式无效’，‘美洲印第安巫师在主持宗教舞蹈形式时，唱错曲子地人立即处死，以免神灵生气’（韦伯《经济与社会》第二部）。在中国，如何由远古这种巫术仪式逐渐演化推进为殷商礼制，即如何逐渐理性化和政治化（在中国，这两者是同一过程），宗教性与政治性如何组织结构，乃上古思想史尚未解决地重要课题。

如前所讲，我以为，中国巫史文化使原始巫术与伦理政治融同，形成‘三合一’地礼制，它是伦理，又是政治，又是宗教巫术。正是此种‘三合一’，才形成了以情为本体地儒学和随后地‘儒道互补’‘儒法互用’。‘道’‘法’为形式，‘儒’仍为心魂，其缘由正在于它由巫术型地文化传统而来，成为中国上古地‘巫史文化’。巫地特征之一是人能主动地作用于神，重活动、操作，由此种种复杂地活动、操作，而与神交通，驱使神灵为自己服务，这与仅将神作乞求恩赐地祈祷对象，人完全处在被动祈祷地静观地位颇为不一样。各原始民族都有巫术，今日现代生活中也仍有巫地痕迹。但中国巫术传统因与政治体制和祖先崇拜相交融混合，并向后者过渡而迅速理性化，就形成了一种独特传统：巫（宗教领袖）也就是王（政治领袖），禹、汤、文王都是大巫师，死后更成为崇拜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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