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张说《道德经》·第五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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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说《道德经》·第五十七章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

　　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解文：要以顺势而为的无为方式治国，要以出奇制胜的有为方式打仗，要以不扰民的方式治理天下。我为何知道这么做是对的呢？我的根据是：如果限制百姓的行为，规定了许多禁忌，百姓会越来越穷；大家都去追求省时省力的器具，就没人肯勤奋劳作，社会就会乱。大家都像走捷径，追求投机取巧，各种坏事就会层出不穷；法令规定得很细，人的行为只好以不犯法为第一要求，无瑕顾及行为的道德含义，这样一来，就会出现合法的抢劫。所以圣人说：“我无为而治，百姓就会自我教育成长；我好静，百姓会自行走上正途；我不扰民，百姓会富裕起来；我生活简朴，没有多大欲望，百姓自然淳朴了。”）

　　（张说）本章谈为什么“无为而治”是唯一有效的治理方法。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正”的本义，是“最合适、最标准”的意思，在道家看来，最合适最标准的治理方式就是“无为”。“奇”是“正”的反义，即不标准，出人意料。老子把治国与用兵加以比较，是指出不同的事情要用不同的处理方式，不可以不变应万变。治国是恒常之事，以长远利益为主，所以要用着眼于根本的“正”，而用兵是暂时的，以短期得利为主，一击即中就行，用“奇”则容易胜。再如，交朋友是长期行为，就要用“正”的方式，如坦诚、忠信等，而做生意是短期的谋利行为，只有“正”是不行的，要设法让对方觉得有利可图才行。可见，管理事情，要用最能促进其事成功的方式，不能一味用“正”，也不可一味用“奇”。

　　这里的“正”和“无事”，都是指“无为而治”，所以本章论点是：无为而治是最有效最合适的治理方式。老子的论据是什么呢？

　　“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老子提出两类证据，一是详细的法律，使人们容易贫困、容易变坏；另一个是追求科技发展，促使人们追求投机取巧。法治和发展科技，现在是普适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但老子认为是导致国家混乱、百姓变坏的原因，因为这种行为属于“有为”，不是“无为”。“无为”的基本含义是不干涉对象的自然进程。道家哲学观认为，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特定的自然进程，外力干涉进程，改变自然的结果，会引发灾祸。这个看法是对的。比如，现代科学创造的反季节植物，比如冬天的西瓜，表面看是好事，其实是坏事，因为西瓜是解暑食物，夏天吃有益健康，冬天吃是有害的，只是害处不是立竿见影而已。转基因植物也是用外力干涉自然进程的结果。表面看，转基因植物比自然植物优越得多，但为什么人们怕吃呢？因为都知道违背自然总不是好事，虽然还不知道是什么灾祸。不干涉自然进程才会有好的结果，这是“无为”的哲学基础。制定详细的法律、发明省时省力的利器，都是在干涉事物的自然进程，都不会有好的结果。各种习俗禁令使百姓动辄得罪，就只好缩手缩脚，肯定会越来越穷；都在研制省力省时的工具，谁还愿意勤恳干活？净想着走捷径，最好能不劳而获，就肯定会去搞欺诈；法令过于繁琐，人们的行事都有法律管着，长此以往，行为只考虑是否犯法，不会考虑别的，于是就会出现“如果对方借条遗失，我不还钱是正当”的想法，这不就是合法的盗窃吗？

　　很多人认为老子在这里流露出反动思想。反对法治，反对科技进步，在西方普世价值统治全球的今天，毫无疑问是反动的。老子居然希望人类不要进步，永远停留在钻木取火的原始阶段，是可忍孰不可忍！

　　其实这是极其严重的误读。老子其实早就预见到西方价值观的谬误。人类社会从低级到高级的逐渐演化，是客观的自然进程，老子不可能认识不到这点，更不可能反对。老子反对的是人为追求的、干涉事物本来进程的所谓科技进步，这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老子的无为态度是等待植物的自然成熟，追求科技发展则是“拔苗助长”。任何事物都有自己固有的自然进程，比如个人，童年，青年，中年，老年，是客观的进程，让这个进程自然演进，就是“无为”的态度，也是最正确的养生。人的自然进程如果是100年，其价值就是在100年里享受生命的愉悦。如果用生物技术缩短童年，早早进入身强力壮、智力发达的壮年，或者用高科技让死掉的人维持着生命迹象，都是干涉进程，不会有好结果。老子反对的是这种进步。

　　人类社会在客观上是不断进步的，从低级向高级、再高级、更高级的方向不断发展，也像人一样，抵达巅峰后，开始走下坡路，越早抵达巅峰，生命周期就越短。因此，追求快速进步，就是尽快抵达巅峰，从而缩短人类的自然历程，这就是追求科技发展的必然结果，这难道是正确的价值观吗？如今，再愚蠢的人也知道科技进步、经济发展是好事，而老子却认为是坏事，老子是不是比愚人更愚蠢？有没有想过，是因为我们蠢，根本不理解老子的理念，所以才认为老子反动。老子是真正的“大智若愚”。

　　答案逐渐明确：老子比我们高明得多，社会演变到今天，我们才稍稍看到了老子反对追求技术进步的理由。

　　英国工业革命之后，人类打了鸡血似的追求发展，知识精英热衷于谈论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工业革命，不知不觉奔到了绝境边缘！就像一个小孩，还在10岁的时候，吃了灵丹突然变成了40岁的后壮年。

　　人类逐渐意识到的三大危机（环境、资源和金融危机），就是追求科技发展的人为结果。三百年不到，科技使人类物质生活获得快速改善，全人类额手相庆，衷心赞美西方的普世价值为人类带来了巨大福祉，却突然发现跌入了“发展陷阱”。突然发现科技发展不是自然而然的，是一味追求的结果，所以像老子说的那样，结果是“盗贼多有”。就是说，高科技与不道德形成了可怕的正相关关系。怪不得老子反对“伎巧”，原来证据在这里等着呢。

　　非自然的科技进步显然不是好事。人们喜欢谈所谓的“生命价值”，撇开仁者见仁的狭隘视角，生命价值的终极含义是什么？就是个体的幸福感！无论你干什么，总不会喜欢不开心吧？吃肉觉得开心，和吃菜觉得开心，有区别吗？没有！所以幸福感不是指高级的物质享受。必需的物质的确是幸福感的组成成分，但不是决定因素。幸福感是指人类基于自身的满足感与安全感而主观产生的一系列欣喜与愉悦的情绪，这是生命的真正价值。这种满足感并不取决于物质进步。颜回“在陋巷，不改其乐”，林黛玉衣食无忧却悲悲戚戚，颜回的幸福感，即生命价值，显然高于林黛玉。一个生活俭朴，内心丰富、开开心心活到90岁的人，跟一个腰缠万贯、功成名就、中年时由于不愉快而跳楼的人（比如张国荣），哪个生命价值更高？生命价值的评判标准应该只有一个，就是生命体的幸福感。个体如此，人类社会也是如此。福利国家的自杀率远高于贫困国家，说明了什么？英国《经济学人》最近报道，自2000年以来，全球自杀率下降29%，但美国例外，足足上升了18%。美国最富有、最发达，但人民幸福感最差。

　　构成幸福感的成分，不外乎必需的物质、一定的健康、满意的人际关系和生活状态。其中，科技进步只能带来物质享受的升级，根本不占主导，但世人却误以为主导，老子的英明就在这里。西方文化影响中国以来，中国所有的精英分子都臣服了。中国精英的分歧，只是全盘西化还是中国特色化的分歧，但都不反对“赛先生”和“德先生”。说明迄今为止，中国尚未出现否定西方式“赛先生”的老子式人物。

　　老子认为，人类的使命绝非追求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而是追求社会幸福感。社会幸福感的本质，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蓄意追求科技进步，势必破坏这种和谐，损害幸福感。比如，慈祥但没有遗产的父亲死了，子女们肯定还能继续和睦相处；如果父亲有大量遗产，子女们很少不反目成仇的。这说明财富与幸福感不存在正相关关系。现在许多人追求养生延年，养生的重要原则就是“不妄作劳”。但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普遍“妄作劳”，还提倡“996”，你追我赶的，唯一的指标是国家和个人获得多少利益，严重违反“不妄作劳”的戒律。福利高并不是普适幸福感。把福利视为幸福的是动物，不是人。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不枉来世上走一遭”。人们在什么场合说这话的？是在感觉幸福的时候。所以，中国人的价值观是让自己幸福，其他都不重要。因此，追求科技进步不是中国文化的目标，所以老子反对科技进步，这就是近代中国在科技方面落后西方的原因。

　　自西方入侵中国以来，中国精英层普遍接受了西方的价值观，都认为曾经辉煌的中国之所以落伍，是因为文化腐朽，他们得出结论：全盘西化才是中国的出路。这是从胡适开始的所有公知们（特别是资中筠、陈丹青、方舟子之流）的信仰。殊不知中国文化反对人为追求科技发展，是一种大智慧。西方追求科技进步，发达之后就开始欺负他国，包括中国，这是他们停留在动物层面的证据。人类不是动物，弱肉强食是动物世界的规则，人类的规则是命运共同体，强者帮助弱者，共同前行。西方欺负我们，逼得中国也不得不去不自然地追求发展。尽管世界命令着三大危机，中国也必须发展。中国（人）必须先把西方（动物）制服了，才谈得上全球的和谐发展。全球问题的解决，只有等中国完全压倒西方，成为世界领袖，西方像狗一样夹起尾巴之后，才可以用老子思想引导世界的走向，让世界各国充分享受“互不侵扰、互不攀比、互帮互助”的幸福感。如今世界的可怜的幸福感，只能寄存于“我比你有钱”的动物性质的得意中，完全没有人的幸福感。记得有一次，我爸买来晶莹剔透的虾仁，要我烧虾仁豆腐。虾仁一入锅，立刻缩小一半以上，而且散发出臭味。很显然，这是经过高科技处理的腐败虾仁。人品不正，高科技只能成为坑人的工具；人品正，幸福感不需要高科技来帮忙。那位商贩的幸福感就在于成功地把应该扔进垃圾箱的腐败虾仁换成了钱，是可恶还是可怜？兼而有之吧。

　　老子总结说：“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之所以反对工艺技术的进步，之所以反对省时省力的机器革命，是因为它们与“无为”背道而驰，是“有为”的结果。人类一旦有为，无疑是把私利作为行为目的，那就会严重干扰事物的自然进程。如果统治者没有私利，就不会干涉百姓的活动，百姓就会根据自身的逻辑发展起来，自动富裕，自动走上正道。“无为”、“好静”、“无事”、“无欲”，是一个意思，就是不干涉百姓的行为。统治者不干涉，百姓自行发展，这是自然的发展，百姓自然会调整好人际关系，自然会走互帮互利的正道，沿着这个方向走，也会走到科技高度发达的时代，但这是走正道走出来的，是在人民“自化”、“自正”、“自富”、“自朴”的前提下走出来的，不是利益集团的利益追求走出来的（比如西方）。自然而然的高科技时代是不会出现三大危机的，也不会出现把腐败虾仁变得晶莹剔透的科技骗局，更不会出现用核讹诈欺压弱小的国际局面。

　　可见，老子不反对技术进步，而是反对人为的、为强者服务的、动物层面的科技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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