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道:李公羽：论千年苏学的传承、转化与创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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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千年苏学的传承、转化与创新

　　李公羽

　　【摘要】中华优秀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必须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苏学作为新时代重新定位、全面传承、创新转化的学问，比旧有意义上的“苏学”更复杂、更系统、更全面、更深邃，更贴近实际，更有研究空间，也更具时代意义和社会价值。

　　本文提出：苏学是以东坡文化为重点，以三苏及相关文化为研究主体的学问，苏学研究的主要目的与任务是确立苏学的历史依据、学术基础、理论框架和组织体系，全面系统完整地发掘、整理、传承和弘扬三苏及与三苏相关历史文化，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全方位地纳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范畴。

　　关键词：苏学 三苏 历史 传统 文化

　　海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发布的《关于申报2019年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的通知》中指出：“系统梳理海南改革开放历史和海南红色文化，强化海南历史文化遗产抢救、整理和南海疆域史地以及社会文化发展问题研究，重点围绕南海维权问题、三沙建设问题、海南本土文化传承和发展等问题，精心策划实施一批急需课题，深化‘黎学’‘琼学’‘《更路簿》学’‘苏学’等研究，推动打造特色研究品牌。”在新时代实现对以东坡文化为重点，以三苏及相关文化为主体的苏学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全面系统完整准确地发掘、整理、传承和弘扬苏学文化，确立和奠定苏学的历史依据、学术基础、理论框架和组织体系，是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举措，有利于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向世界展示“文化中的中国”“理论上的中国”、“学术里的中国”。

　　一、千年苏学需要形成完整统一准确的学术定位

　　南宋以来，“苏学”虽在学术界时有提及，但未成体系，缺少理论，没有组织，没有官方的或正式的名份，只是民间俗指，而且界定不一。全面完整系统地研究苏学，不仅是东坡先生的文化传承，也不仅是三苏，而是将研究三苏的文化和三苏相关文化的研究，扩大、丰富和提高为苏学体系研究，应当成为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苏学”为学，形成北宋，名起南宋

　　东坡崇拜，北宋已成气候，而且不仅在文学领域，相当大的程度上是政治见解与民生情怀。宋哲宗元祐年间的“蜀洛朔”三党之争，或称“蜀洛党争”，其中以苏轼、 苏辙为领袖，比东坡年长几岁的眉州彭山人、殿中侍御史、左司谏吕陶等作为核心成员，黄庭坚、秦观、张耒在内的苏门六君子等人为骨干形成的“蜀党”，也叫“川党”，提出了自己的政治意志和主张。作为北宋中后期的政治集团，苏氏蜀学客观上成为立党思想，苏门则成为日后蜀党的主要组成力量。与此同时，他们代表着北宋中后期文坛的最高成就，又成为文人参政的典型。 

　　北宋时期，虽然没有形成“苏学”这一概念的记载，但源自古代心理学以“感”为枢纽的“随物感应、顺适迁化”理念，构成苏学基础的显著特点，主张多元化和“尽个性”的自由也形成苏学特质。或许由于文学精神多元化的作用，苏学在价值观方面有明显的“不确定性”，作为一种学说，并不系统、不成熟。以东坡的浪漫情怀为基础，蜀党更具有理想化的色彩，对于彰显学术繁荣、推进艺术创作，或许大有裨益，但在政治斗争和权力格杀面前，这种学说没有统一价值观确立的凝聚力，缺少稳定思想秩序和组织体系方面的制度约束。东坡本人乐观旷达，“眼前见天下无一不好人”，但在小人们攻击诋毁面前，便无招架之力。苏门学统终致涣散，想也与此不无关系。

　　至南宋，学者正式地提及苏学，多与程学相提并论。“蜀洛党争”，因蜀党以苏轼为首，洛党是以洛阳人程颢和程颐为首，后世学者论说及此，也称作“苏学”与“程学”之争。[郭庆财：《两宋之际苏学与程学关系新变》， 《北方论丛》2013年第2期，第71页。]

　　以儒学集大成者、宋代理学家、比苏轼晚生93年的朱熹为甚。他十分激烈地批评苏轼，多次在与友人书信中贬责苏学。他在《答吕伯恭论渊源录》中明确表示：“大抵程苏学行，邪正不同，势不两立，故东坡之于伊川，素怀惜疾，虽无素馔之隙亦不相容。若于范公则交情既深，而其气象声势鲤足畏者。”在《答汪尚书寸月既望》中说：“惟是苏学，邪正之辨，终未能无疑于心。”在《与汪尚书绅骊》中说：“云春赐教，语及苏学，以为世人读之，止取文章之妙。初不于此求道，则其失自可置之。夫学者之求道，固不于苏氏之文矣。然既取其文，则文之所述，有耶（邪）有正，有是有非，是亦皆有道焉。求道者之所不可不讲也。”严辞批评“苏氏之文”杂于释氏，而不能算作纯正的儒学，有害于道，由此可彻底否定苏学。在《与张敬夫》中更是直斥：“渠又为酉意科举文字之久，出入苏氏父子波澜新巧之外，更求新巧坏了心路，遂一向不以苏学为非，左遮右栏，阳济阴助，此尤使人不满意。向虽以书极论之，亦末知果以为然否。[朱熹：《朱文公文集》，四部丛刊本，卷十六、卷三十四。同治求我斋本 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 ]

　　这一时期被学者提出的“苏学”“程学”，显然不是就文学而言。如论及文学，“二程”不可与“三苏”同日而语。这时的苏学，多为直接指代苏轼之学，亦或泛泛地指称以苏轼、苏辙为核心的蜀党元祐时期的政治意志和主张。这些论说，并未形成体系、组织和规范意义上的学派。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沈松勤著《“新道统”理念下的偏见——朱熹讨伐“苏学”的文化诉求》。关于“苏学”，基本认定是苏轼苏辙在文道关系方面的学说。“在朱熹看来，眼下以苏轼为核心、以‘雄深敏妙之文’为主要表现形态的‘苏学’的盛行，严重地阻碍了道学的发展，所以怀着‘诚惧其乱吾学之传而失人心之正’的忧虑，大展‘毫厘之辨’的工夫，对‘苏学’展开了全方位的讨伐与清算。”[沈松勤：《“新道统”理念下的偏见——朱熹讨伐“苏学”的文化诉求》，《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11月第52卷第6期第88~89页。]

　　西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薛瑞生1988年所著《苏门、苏学与苏体——兼论北宋的党争与文学》一文，是少有的较早正面研究苏学的文章。其主要观点：1.“苏学”是后人关于北宋新学、蜀学、洛学之争中，对以苏轼为首的蜀学的统称，“界于新学与理学之间，朱元晦以‘杂学’鄙之。”2.“然世人但知苏家文字，却鲜称其学”。3.苏学鲜为人道。4.有人“呼苏学为大杂烩”[薛瑞生：《苏门、苏学与苏体——兼论北宋的党争与文学》，《文学遗产》，1988年第5期，第63页。]。4.文章却极为罕见地从文学之外、从生命哲学的角度论述苏文：“苏氏性命之学实乃至道至理。苏文自有声价，贬之无损；苏学鲜为人道，衬之弥高。”“苏子先而道，继而儒，后而佛，出入释老而精通儒典，博大精深而又有取弃。质言之：本于儒而不为儒所囿，参释老而不为释老所溺，学殖既有所自，论道又出己意，通三教之变，成一家之言，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体系和世界观。”这是十分难得的。文章说：“三教合一之实质，乃在于以儒为体，以释老为用，正所谓‘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孺治世’（宋孝宗赵奋语，见《三教平心论》上）者一也。轼之能够成为‘快乐天才’，其缘由盖在于此。”[薛瑞生：《苏门、苏学与苏体——兼论北宋的党争与文学》，《文学遗产》，1988年第5期，第64页。]这些观点，至今仍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二）对于“苏学”的定义不统一、不完整、不稳定

　　近千年来，关于“苏学”的称谓与研究虽然不成体系，不成规模，不成学派，但却也不断出现。“苏学”这一概念所反映的事物本质属性的总和，因时代与研究者而异。

　　1.北宋时期，虽然客观上苏学影响极大，但并未形成实际学派，也没有“苏学”称谓。以“苏学”指称这一时期的苏轼、苏辙学术和思想，以及评价“元祐党籍碑”等查禁“苏学”诸事，均为后世学人所为。如诸葛忆兵著《徽宗词坛研究》，论述徽宗年间朝廷三令五申禁绝“苏学”等。再如：古屿鑫在《论蜀学之父苏洵的学术路径》中说：“钱穆先生在《宋明理学概述》中极为精辟地评论了苏氏‘蜀学’的学术特色与学术地位，可将其定位于‘策论派的史学’。从他对苏学的分析可见，二苏的学术本源于苏洵的家学家风之传承。”[古屿鑫：《论蜀学之父苏洵的学术路径》，《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3月第46卷第2期第5页。]

　　2.叶绍翁在《四朝闻见录》卷二《洛学》中记载，南宋名相王淮“不党无私，刚直不阿”。他最早公开提出“苏学”，是淳熙九年（1182年）朱熹与唐仲友互相攻讦，事情闹大，孝宗过问时，王淮以“秀才争闲气”答之，将苏学、程学相提并论，[谢谦：《朱熹号严蕊：从南宋流言到晚明小说》，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9月第37卷第5期，第8页。]属学术思想和治国理念之争，居间调停息事，实无关于确认苏学研究与体系的动机和结果。

　　3.与南宋并世的金代，形成历史上第一次苏轼研究的高峰。“金初苏学之盛，多归功于南宋使金文臣被留之人”。[曾枣庄、（日）池泽滋子：《屈于生而伸于死”——中日苏轼研究对谈录》，《文艺研究》2011年第1期第85页。]如宇文虚中出使金廷，为金所留，加以官爵，金人号为国师。主要研究内容为苏轼文学。

　　4.后世学者仍有以南北区域分论程、苏历史影响的说法。清乾隆时书法家、文学家、金石学家翁方纲评论唐、宋、金、元的诗歌时说：“有宋南渡以后，程（颐）学行于南，苏学行于北。”[曾枣庄：《“苏学行于北”——论苏轼对金代文学的影响》，《阴山学刊》2000年12月，第13卷第4期，第10页。]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古籍所教授、当代著名苏学研究专家曾枣庄指出：“所谓‘苏学行于北’主要是指文学创作而言，对苏轼的研究根本不能与南宋媲美。”[曾枣庄、（日）池泽滋子：《屈于生而伸于死”——中日苏轼研究对谈录》，《文艺研究》2011年第1期，第81页。]

　　5.曾枣庄认为：“广义的‘苏学’并非单指苏轼，而是包括三苏；并非单指文学，朱熹所说的‘苏学’，主要指三苏经学，全祖望纂辑的《苏氏蜀学略》也是指三苏经学。”[曾枣庄：《论苏学——纪念苏轼逝世900周年》，《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总第115期，第104页。]这一专指“三苏”的苏学研究观点有一定代表性。唐宋八大家中，苏洵、苏轼、苏辙三父子占有三席，后世有学者和研究机构把研究眉山三苏为对象的学问称为“苏学”。不过，这一研究的主要范畴仍限于三苏文学。

　　6.当代关于“苏学”基本定义为苏轼的文学研究。当代唐宋文学研究专家王水照先生[王水照，唐宋文学方向博导师，有突出贡献的国家级专家，1998年9月当选为复旦大学首席教授。现任中文系学术委员会主任，兼任中国宋代文学学会（筹）会长、全国苏轼学会副会长、《文学遗产》编委等职。]说：“苏东坡有多方面的才能、深邃精微的人生思考、丰富的文化性格。就像研究《红楼梦》有‘红学’、研究《文心雕龙》有‘龙学’，研究苏东坡自然也有‘苏学’，这是清朝人提出来的。苏东坡多方面的文化创造为历来研究‘苏学’的人不断地提出新问题。”[王水照：《王水照说苏东坡》，中华书局，2015年6月，第24页。]

　　四川乐山师专中文系副主任、校长杨胜宽著《杜学与苏学》，“本书选录两人的文学贡献，并从中寻找联系，是一本优秀的文学著作，适合各类文学爱好者阅读”。[杨胜宽：《杜学与苏学》，四川巴蜀书社，2003年。]

　　7.曾任福建省政府副省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的苏昌培（1932~2008），是苏颂后裔，他生前提倡弘扬“四苏”（苏秦、苏武、苏颂、苏东坡）伟大精神，学界一度亦称之为“苏学”。[苏德聪：《第六届世界苏姓恳亲大会暨苏颂学术研讨会召开》，中华苏氏网，20081231 21:51:45。 ]

　　8.当代也存在以苏氏家族历史研究为主体的苏学体系。代表者有美国Armstrong University大学荣誉博士、法学教授，现任深圳市人民政府法制办《深圳政府法制》杂志社主编苏醒。他以《帝王世纪》、《史记·五帝本纪》等记载为据，考证原姓公孙氏，生于寿丘、长于姬水的黄帝为1世，号轩辕氏，至樊（8世），封国于昆吾（今在河南濮阳），其子名国隆，字忟，夏初帝芬33年封域于有苏国（今河北临漳境内），自此得姓苏。苏氏族尊昆吾为氏始祖；至公元2006年，历4076年，约140世。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统计，苏氏族占全国人口总数0.47%，排百家姓第41位，总人口约600余万。[苏醒：《苏学文化研究方兴未艾》，作者公众号：天下苏氏信息平台，20150108。 ]他界定“苏学文化研究”是指以苏姓历史人物或苏氏杰出人物为研究对象，考证阐释其思想、生平、成就、文学、艺术、为官、养生、交友、家风、家谱及遗迹、遗址等而形成的融哲学、历史学、文学、官场学、经济学、军事学、养生学、建筑学、园林艺术学、烹饪学等为一体的综合性文化现象。”将全部苏氏人物为研究对象，则包括了苏忿生（42世）、苏秦（68世）等在内。这一观点近年得到全国多地苏氏家族拥戴，多省市成立“苏氏联谊会”、“苏氏宗亲会”“苏姓文化研究会”等。

　　（三）“苏学”多作“苏轼之学”，停留在现当代研究者习惯性使用之中

　　改革开放以来，对东坡文化的全面研究和重新认识，进入一个新阶段。1980年9月12日，中国苏轼研究学会成立。近40年来，多个东坡纪念地相继成立苏东坡（轼）文化研究会等学术机构，对各类东坡文化研究机构、专家或作品，时有以“苏学”代指的情形。

　　这一时期对“苏学”的定义与定位，仍是以“专指苏轼之学”为主流。较有代表性的仍是曾枣庄教授2001年在《论苏学——纪念苏轼逝世900周年》一文中所归纳的：“本文所说的‘苏学’则是专指苏轼之学，指历代对苏轼的研究，包括历代对苏轼生平、苏集整理（辑佚、辨伪、注释、编年）、苏轼研究（涉及政治学、哲学、美学、文学、书学、画学、史学、宗教学、医学、军事学等不同领域）及其分歧，以及历代对‘苏轼研究’的研究。”[曾枣庄：《论苏学——纪念苏轼逝世900周年》，《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总第115期，第104页。]

　　（四）“苏学”或“苏轼之学”始终没有产生应有的影响

　　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学院教授、中国红楼梦学会常务理事、《红楼梦学刊》编委，著名红学研究专家周思源先生（1938年4月~，原名盛公正）在《周思源正解金陵十二钗·红学中还有多少学》一文中说：“研究苏轼的学者很多，有人重点研究他的诗词，有人重点研究他的散文，但我从未听说有人自称研究‘苏学’或‘苏轼学’，或者说主要研究‘苏学中的散文学’。也许有人说过，我孤陋寡闻，在报刊上从未见过。”“如果谁对我说他是研究‘苏学’的，那么我的第一反应是以为他是研究前苏联的，可能就会问他：‘你是研究普希金还是托尔斯泰？’”[周思源：《周思源正解金陵十二钗》，中华书局，2006年1月。]这足以说明，至少著名学者周思源先生，至少在2006年之前，“在报刊上从未见过”关于“苏学”的记载和传播。

　　史上以“苏轼之学”为主流的“苏学”研究，以及其他各种名份的“苏学”研究，没有统一研究和传承口径，没有形成组织和体系，始终没有足够的影响力。

　　二、苏学主要是在执政当局的禁绝打压下传播

　　苏轼之才，誉满天下。入仕之前即好评如潮；入仕之后，特别是卷入熙宁变法、新旧党争之后，毁誉参半；而乌台诗案、贬谪再三，政敌虽内心也不得不称许苏轼文章，但苏学在官场已无地位，直至遭徽宗严令禁绝。南宋与金，苏学一度风靡；随后明朝200多年间再尽排斥，“明中熄，清而复炽。”[陈衍：《石遗室文集》卷九《知稼轩诗叙》，光绪三十一年武昌刻本。]但清时再度兴起的苏学，实际上多是东坡诗词书画的研究。新中国的研究者则因为东坡反对王安石变法，而且列宁曾经说过“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列 宁：《列 宁全集》，中央编译局编，人民出版社出版，1987年10月（第二版），第12卷第226页注释。]，因此对东坡的思想、哲学、治国理念和实践，避之犹恐不及。直至“文化大革命”，东坡被冠以“反改革派”、“保守派”、“保皇派”、“两面派”等诸多恶名，彻底打翻在地。

　　（一）苏轼文章曾经历过短暂的皇家推崇阶段

　　被誉为“仁宗盛治、节俭爱民”的宋仁宗赵祯，“初读轼、辙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神宗尤爱其文，宫中读之，膳进忘食，称为天下奇才。”[《宋史·苏轼传》，中华书局，1977年。]。当然轼、辙从未登上相位。宋英宗皇后高滔滔，后人誉为“女中尧舜”，是苏轼的忠实读者，每得苏轼新词，必吟诵再三，并安排宫中乐人演唱。但这些都没有改变苏轼一再贬谪、苏文一再查禁的命运。

　　南宋是苏学被推崇的时期。朝中认为北宋亡于王安石变法，所以在政治上为以反对变法而著名的苏东坡恢复名誉。崇苏成为时尚，苏词被推至词坛“正统”，甚至被提升到“宋一经”的高度。[张春义：《南宋初中期东坡词接受背景探源》，《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第95页。]朝野崇苏，君臣膜拜。宋孝宗特别欣赏东坡，视苏轼为隔代知己，精读了苏轼卷帙浩繁的全集。乾道九年（1173年）闰正月孝宗于选德殿召见苏峤，书赐亲为《苏轼文集》所作之序（原题《御制文忠苏轼文集赞并序》），称苏轼文章“一寓之于文，雄视百代，自作一家，浑涵光芒，至是而大成矣。朕万几余暇，绎诗书，他人之文或得或失，多所取舍，至于轼所著，读之终日，每每忘倦，常置左右，以为矜式，信可谓一代文章之宗也与。”张孝祥、辛弃疾、陆游、陈亮等人都深受苏学的影响。

　　（二）苏文几度除毁，朝野谈“苏”色变

　　东坡辞世常州，政敌仍不罢休，群起攻之，全面清算。徽宗赵佶严令禁绝苏学，崇宁二年（ 1103年）有旨：“应天下碑碣榜额，系东坡书撰者，并一例除毁。”[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一·除东坡书撰碑额》，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327页。]是年四月，“诏苏洵、苏轼、苏辙、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马涓文集，范祖禹《唐鉴》，范镇《东斋记事》，刘攽诗话，僧文莹《湘山野录》等，印板悉行焚毁。”（《续资治通鉴》卷八十八）时蔡京专权，禁元祐学术，把元祐、元符间司马光、文彦博、苏轼、黄庭坚、秦观等三百零九人列为奸党，刻“元祐党籍碑”，“立党人碑于端礼门”，且令全国各州县皆刻“党人碑”，以颁布天下，谓之“旌别淑慝”、“彰善瘅恶”、“永为万世臣子之戒”，碑刻“曾任待制以上官”第一名即：“苏轼 故”。（《宋史纪事本末》卷四十九《蔡京擅国》）由此开始了对旧党持续20年的大清洗。

　　崇宁三年（ 1104年）、宣和六年（1124年），朝廷又两度重申除毁苏轼诸人文集的禁令。一时间，朝野谈“苏”色变，苏“平日门下客皆讳而自匿，惟恐人知之。”[赵鼎臣：《竹隐畸士集》卷二十《书杨子耕所藏李端叔帖》，艺文印书馆，1966年。]

　　东坡去世之后，他贬谪琼州时所作诗文广为传布，美誉天下。蔡京张榜：凡私藏东坡诗文者，一经发现，流放海岛；有揭发者，朝廷重赏。南宋著名文人朱弁，太学生出身，朱熹叔祖。东坡仙逝之年，朱已16岁。他记述：“东坡诗文，落笔辄为人所传诵……是时朝廷虽尝禁止，赏钱增至八十万。”[朱弁、吴可、黄辙：《风月堂诗话》（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91年。]收藏、传诵东坡诗文，告发者可得赏钱，价码不断增长，竟达80万。这种情形一直持续数十年。东坡大量诗文画卷，包括各地多种碑刻等，化为乌有。

　　朱熹虽是宋朝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儒学集大成者，世尊为朱子，但他坚持认为：“程苏学行，邪正不同，势不两立”，“苏学”为邪学，而今道术所以不明、异端所以益炽”的本源在于“专贬王氏而曲贷二苏”，以“炫浮华、忘本实”的飞扬文采，败坏了学者心术，阻碍了儒家正统思想的弘扬。[ 沈松勤：《“新道统”理念下的偏见——朱熹讨伐“苏学”的文化诉求》，《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11月，第52卷第6期，第89页。]作为“二程”（程颢、程颐）三传弟子李侗的学生，其理学与二程合称“程朱学派”，在文道关系方面，他视苏学为洪水猛兽，极力讨伐、清算。

　　乾道年间（1165~1173年）南宋皇帝宋孝宗赵昚[shèn]才下诏解禁，“遍求东坡遗迹，归之秘府”。

　　（三）千年苏学是民众自我选择、自动接受和自发弘扬的优秀传统文化

　　以东坡文化为核心的苏学，近千年来，多在朝廷极尽打压除毁之例，大量东坡诗文碑刻损毁，印板焚灭，但民间私藏东坡诗文不能禁绝，甚至越禁越多，私会刊刻，文人传赠，愈演愈烈。“禁愈严而传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诵坡诗，便自觉气索，而人或谓之不韵。”[朱弁、吴可、黄辙：《风月堂诗话》（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91年。]曾枣庄先生指出：“其诗文生前刊刻之多、流传之广，在中国历史上似乎很难找到第二人。”“苏轼诗文被书贾大量刊刻，除反映了北宋印刷业的发达外，主要是因为他的作品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和感人的艺术魅力，从而赢得了大量的读者。这就是苏轼一生虽屡遭贬责，作品虽被严加禁毁，却仍获得广泛流传的原因。”[ 曾枣庄：《屈于生而伸于死——中日苏轼研究对谈录》，《文艺研究》2011年第1期，第82页。]

　　这期间，去国怀乡困居北方的宋人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推动了苏学的传播。

　　金初“生女直[ 生女：五代时，契丹尽取渤海地，而黑水靺鞨附属于契丹。其在南者籍契丹，号熟女直；其在北者不在契丹籍，号生女直。生女直地有混同江、长白山，混同江亦号黑龙江，所谓“白山黑水”是也。]之俗，至昭祖时稍用条教，民颇听从，尚未有文字，无官府，不知岁月晦朔，是以年寿修短莫得而考焉。”[ 脱脱：《金史·卷一本纪第一·世纪》]辽、宋由于各种原因羁留入金的诸多文人，把东坡诗文著作带到了北方，这也即是“苏学行于北”一说的来源。东坡去世不久，苏文在入金宋人中的广泛传播，日渐其盛。私藏带走的东坡诗书，以及北上之后新撰回忆北宋旧事，包括追述东坡往事、转录东坡诗文的书籍，陆续面世，广为流传。金朝（1115~1234年）这一中国历史上由女真族建立的封建王朝，共传十帝，享国120年，竟然形成苏学传播、汉文化推广的一个繁荣时期。

　　到明代，嘉隆以后，“称诗家皆讳言宋，至举以相訾謷，故宋人诗集，庋阁（[guǐ gé]搁置）不行。”（宋荦：《漫堂说诗》）。明朝270多年，对东坡生平及作品，缺少深入研究，既落后于前之南宋，更不能与后之清代媲美。这正是苏学研究“明中熄”的具体表现。[ 曾枣庄：《屈于生而伸于死——中日苏轼研究对谈录》，《文艺研究》2011年第1期，第111页。]当然，晚明注重东坡文章的研究，也有斐然成就。

　　清代则注重苏诗研究，注释成风，补注、编注集成、诗评等多有著述。同时也注重苏轼生平研究，数量远胜前朝。

　　三、不同时代不同领域不同角度的研究奠定了苏学传承的基本框架

　　千年苏学，朝代更迭，文人墨客，各取所需，藏之于民，代代弘扬，无论朝廷如何禁绝除毁，“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庄子•养生主》）

　　（一）不同观念甚至不同政治立场的人们都从苏学中获取精神慰藉

　　宋元明清，金辽其中，激烈的社会动荡与变革，使无数基层民众和学者时常在大厦将倾的时代中感悟个人命运。风雨飘摇，烟雨迷茫之时，“九死南荒吾不恨”的安慰，“天容海色本澄清”的信念，“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旷达，“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智慧等，作为苏学重要理念，最大程度上得到芸芸众生的认可与喜爱，百姓认同，社会倚重。

　　清朝统治者在保持满贵族优先前提下，很大程度上采取了汉化政策，文学多元发展，兼容并包历代文学特色，诗词效法苏辛也成气候。

　　民国之后，遗老也好，革命群体也好，不同观念、不同立场、不同道路的文人，均从东坡身上获得了精神慰藉。在社会变革、制度更迭、文化动荡中面临抉择的文人乃至市民，效法东坡旷达审美、乐观无思的天人境界，应对颠沛流离，以求心理平衡、生命平和。

　　在中国历史名人中如评选士大夫和平民共同喜爱、雅俗共赏的国民楷模，恐怕唯有一生能够苦中作乐、风趣幽默的苏东坡。

　　（二）多种形式的纪念传承活动形成苏学文化记忆的民族自豪与传统神韵

　　宋元丰五年（1082年），经历生死劫难之后贬谪黄州已有两年的苏东坡，在生日之际，“置酒赤壁矶下，踞高峰俯鹊巢，酒酣，笛声起于江上”，“声有新意，非俗工也”，“使人问之，则进士李委，闻坡生日，作新曲曰《鹤南飞》以献”。李委由袖中取出嘉纸一幅，求一绝句。东坡笑而从之。由东坡作为诗引记述的这一佳事，不仅形成东坡名诗《李委吹笛並引》：“山头孤鹤向南飞，载我南游到九疑。下界何人也吹笛，可怜时复犯龟兹”，[苏东坡：《苏东坡全集·东坡续集· 卷二·律詩一百七十九首》，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而且成为世人为东坡庆生的源头而载入史册。

　　虽然中国人并非自古便有庆生习俗，年度性的庆生活动更是迟至南朝才出现，但宋代以后，生日称庆已经流行起来。在苏轼的诗文当中，与庆生直接相关的便有多篇。晚清民国报刊中，刊登大量诗词以为东坡庆生，形成时尚。许多知名诗人和诗社组织，热情组织参与东坡生日雅集活动，并且成为东亚文化圈的共同文化活动，是东坡文化传播史上值得关注的一种重要形式。[焦宝：《论晚清民国报刊诗词中的东坡生日雅集》，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392页。]

　　曾由鲁迅任名誉总编辑，1912年在浙江绍兴创刊的《越铎日报》，多次刊登著名诗人、诗社的东坡生日雅集诗作。汪伪政权成立后，也有一批传统文士，创办刊物，发表诗作，组织东坡生日社集活动。

　　史料记载，20世纪初举行了5次大规模的“寿苏会”，大正五年（1916年）第一次寿苏会，就有罗振玉（1866~1940）、王国维（1877~1927）、狩野直喜（1868~1947）等名家出席，自带诗文，也即兴和诗，欢愉不已。

　　被誉为“二十世纪四大传记之一”的《苏东坡传》（《The Gay Genius: Life and Times of Su Tungpo》），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学者、翻译家、语言学家林语堂费时三年，于1947年以英语写作完成的，既是他本人最偏爱的作品，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长篇传记开标立范之作，文界有“听林语东坡，显中国智慧”一说。林在自序中说“have taken care to make only statements which can be backed by sources”，也要求谨慎发声，只发出有证据支持的声明，但限于资料条件和作者选择角度等，有些描摹也难免主观。不过这确是一部真挚有趣的人写另一个真挚有趣的人的真挚有趣的书，在西方特别是英语世界对苏学传播影响极大。

　　20世纪末叶，国内多处东坡纪念地以东坡抵临若干周年为引，举办隆重纪念活动，眉山、平顶山市郏县则分别以东坡诞辰和东坡葬郏周年日举办多种形式纪念活动。

　　2017年1月25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这一年是东坡诞辰980周年，适逢他登陆海南贬谪儋州920周年。海南省委宣传部指导，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和儋州市政府联合举办“永远的苏东坡”专题书法作品全国巡展暨“苏东坡与文化儋州”全国专题学术报告会，引起海内外关注。儋州市举办第二届东坡居儋文化思想研讨会；眉山市举办第八届（眉山）东坡文化节暨东坡文化国际学术高峰论坛；平顶山市举办纪念苏轼葬郏915周年暨全国第21届苏轼学术研讨会。一年之内，多项纪念东坡重大活动，传承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增添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

　　（三）东亚文化圈热爱苏学、研究苏学的热情超出我们想象

　　由于地缘和文字等方面的关系，东亚地区接受东坡文化浸染最早，研究成果丰富。

　　早在高丽前期文宗三十四年（即神宗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东坡43岁，谪居黄州时），东坡的作品就传入了高丽，此后，影响一直延续到现代。近年来，韩国对东坡文化的研究，更加深入、具体。

　　苏东坡是日本人最崇敬的中国人，13世纪时，东坡作品已传到日本，对日本的佛教、绘画、美术、文学及游艺都有深远的影响。他们还创作不少以东坡为题的诗文和美术作品。

　　在日本的室町时代（1336~1573年），僧人写了许多以东坡为题的诗文，很多人以东坡题材作画，屏风绘上《赤壁赋》也十分盛行。镰仓时代，禅僧学习东坡诗文即成时尚。

　　这一时期，日本有一批禅僧到中国留学，多在杭州登陆。当时，苏东坡极受中国僧侣的推崇，西湖作为诗人吟咏的对象，同样成为日本僧侣了解中国禅宗的重要渠道。日本人对西湖的憧憬之情，保留至今。许多地方把与西湖相似的日本风景提炼出来，拟为西湖。如1619年前后建的广岛市缩景园，缩西湖之景，以为荣耀。[ 孙磊：《日本有一种文化传统叫作“西湖憧憬”》，《杭州日报》，2015年11月30日。]

　　19世纪始，日本学者对东坡作品的研究也愈来愈多，作品注释倍增，重点是东坡诗集解注。东瀛文士诗酒聚会、赤壁会等传承东坡文化的风气，也已盛行，对东坡的热爱已经是全民的、全天候的、全领域的。日本人对东坡的评价程度之高令人震惊。在日本有一句有名的话：“东坡、山谷、味噌[cēng]、酱油”，日本人把苏东坡和黄庭坚比作味噌和酱油，是必不可缺的精神粮食。

　　近代以来。东亚文化圈推崇、研究苏学更上层楼，蔚成风气。在不少中国的年轻人沉迷于日韩文化时，应使他们清楚地了解和认识到，千年以来，日本和韩国对中国的文化、对民族的东坡，依然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诗·小雅·车舝[xiá]》）这是我们文化自觉的社会根基，文化自信的历史依据，文化自强的力量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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