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案而起，愤而讽谏，力挺朋友当如欧阳修:道家灵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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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景祐三年（1036年），吕夷简一直牢牢占据着保守的北方官僚公认的领袖地位道家灵修。在吕夷简看来，新一代雄心勃勃的南方士大夫是对现状的威胁，但他依然决心要维持现状。北方人牢牢控制着国家行政机关，这足以妨碍范仲淹及其友人在行政部门获得更多的权力；因此，展示卓越的学术水平成了范仲淹等人扩大影响力的唯一方法，这就意味着他们要对儒家理论提出新的挑战性解读，或者巧妙利用士大夫们在向政府提出反对意见时所享有的批判特权。这种批评滋生了朝廷企图让批评者噤声的企图，双方最终形成了两个羽翼丰满的朋党；他们之间的冲突变成了激烈的斗争。

欧阳修很快就卷入了这场党争的暴风骤雨中道家灵修。范仲淹遭遇第二次贬谪时，欧阳修从洛阳写信给他，鼓励他不要丧失信心。在洛阳任满后，欧阳修被委派到学士院。当时，范仲淹也再次回到都城任职，两人自此逐渐成为至交好友。两人一致认为，为了取得成效，或者至少为了引起人们的注意，范仲淹必须用批评来突破传统的官僚渠道。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恰恰就是这么做的。权知开封府，范仲淹无需对皇帝及其宰相处理政务的方式提出批评。他这样做，无视了正当程序的相关规则。吕夷简意识到，绝不能容许范仲淹的这一行为成为先例。因此，不仅范仲淹受到了贬谪，朝廷还发布了一项禁止谏官之外所有官员越职言事的特别禁令。这一举措引出了行使批评特权这一问题。一方面，此项禁令在传统儒家价值观中有服从等级秩序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它又与同样重要而典型的新儒家信仰相抵触：忠诚要求士大夫们开诚布公地提出意见。

在欧阳修看来，禁令是压制贤士的一种举措道家灵修。大多数同僚奴颜卑膝的沉默和软弱无力的反应令他倍感愤慨。但他如何才能采取行动？禁令问题远远超出欧阳修卑微的职责范围，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发表评论，那他本人就会违反这项禁令。最后，欧阳修抨击了吕夷简的主要支持者高若讷，指责他没有出面反对这一禁令。高若讷是北方人，作为谏官，他有权就这项禁令公开发表意见。欧阳修用极具污辱性的措辞致信高若讷：

前日范希文贬官后，与足下相见于安道家道家灵修。足下诋诮希文为人……希文平生刚正、好学、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遂随而诋之，以为当黜……身惜官位……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祸……且希文果不贤邪？……当其骤用时，何不一为天子辨其不贤，反默默无一语；待其自败，然后随而非之……前日又闻御史台榜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职言事，是可言者惟谏臣尔。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无得言者也。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当去之……足下犹能以面目见士大夫，出入朝中称谏官，是足下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愿足下直携此书于朝，使正予罪而诛之！

高若讷泪流满面地携带这封信入朝觐见，哭诉他所遭受的蓄意羞辱道家灵修。吕夷简因为自身权威受到间接挑战而不得不采取行动，但他意识到，像欧阳修这样出类拔萃的年轻人有朝一日必会身居高位，因此不想表现得过于严厉，所以他只是将欧阳修贬谪到夷陵县。夷陵县位于长江三峡下游，距离欧阳修长大成人的随州不算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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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遭遇的这次挫折也算是塞翁失马道家灵修。首先，欧阳修在南方阵营中的声望得到了极大提升。著名士大夫蔡襄作了一首广为流传的诗，来赞扬范仲淹、欧阳修及其老友尹洙和余靖的独立立场，上述几人几乎均在同一时间受到了贬谪。这首诗还将高若讷痛斥为毫无羞耻心的不肖之徒。欧阳修没有因为此次贬谪而怨自艾或怨天尤人，他把自己在夷陵的数年光阴都投入到学习和思考之中。由于许多学者一直都对《旧五代史》深感失望，他开始争分夺秒地撰写一部《新五代史》。这本著作最终使欧阳修被誉为杰出的史学家，该书被正式纳为正史，而这对于私人作品来讲绝对是一种殊荣。

欧阳修还对政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并很快得出结论：作为出色的行政人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在实践方面掌握的实际知识，以及执行政策可能用到的各种方法与手段，单凭儒家理论和崇高理想难以成功道家灵修。这一结论使他拟定了一套新的行政制度。这一结论也改变了欧阳修的政治观点。回想起来，欧阳修意识到自己在攻击对手时确实有失冷静，而且在批评对手的政策时应该更积极有效才行。以后他会用现实主义来缓和理想主义，充分考虑相反意见，考虑到实际存在的困难，会实行温和的改革，而不是做出言辞浮夸但缺乏实效的姿态。

【摘自：《欧阳修：十一世纪的新儒家》 刘子健/著 刘云军 李思 王金焕/译 重庆出版社华章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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