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禄不求而自来:读书不求做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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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给他两个侄子一首诗，头四句是“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福禄不求而自来。譬如饮不醉，陶然有余欢。”意思是经营家业谋生计不追求巨富，读书不谋求做官，就像饮酒处于不醉的状态，才最为适意。苏轼本身就是官僚，为什么要劝侄子读书不要做官呢？

北宋从太宗一朝开始就扩大了科举考试的规模，形成了士大夫政治，打破了官场的贵族或武人垄断，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社会流动福禄不求而自来。《真宗皇帝劝学书》中提到“书中自有黄金屋”，北宋成书的《神童诗》开篇就讲：“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连同范仲淹都劝谕乡人：“乡人莫相羡，教子读诗书。”于是，读书求官成了当时的风俗传统，也是读书功利化的表现。

孩子们从小就要读诗书，只是为了以后能在客场高中，混个功名，博一个封妻荫子的结局福禄不求而自来。就连《水浒传》中的宋江也受了这种思想的影响，明明已经成了不服管的山大王，却偏要打出“替天行道”的旗帜，带着众兄弟接受招安，最终还是走向了悲剧。那么，“学而优则仕”不是正好符合底层人们上升的通道吗？为什么读书不求做官呢？

读书做官的那些人大多成了禄蠹，成了不由自主的人福禄不求而自来。当他们还是书生的时候，没有一官半职，经常寄宿到寺庙里读书，还有修齐治平的思想，有匡扶天下拯救黎民百姓的愿望，而一旦做官，就知晓官场的险恶，也知晓官场的水有多么深了。天下是皇帝的，不劳官员们费心，只要官员们享受体制内的好处就行了，甚至官员们已经打通了官场的上升通道，全都用权力和银子来维持，那么，初入官场的书生们一定会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也一定会学到官场的各种潜规则，不然就难以立足，或者根本就没有什么实权，被人摆弄，被人欺负。而他们要想获得实权，获得升迁的机会，就要依照官场潜规则来，要互相倾轧，要拉帮结派，要行贿受贿，要买官卖官，还要善于吃各种回扣，私自摊派，加征税收等，如此运作才能弄来大把的银子，才能用银子运作。于是，官场的好官评价标准就变了，越是容易弄银子的，弄的银子越多的官员就越是好官，而不会弄银子的，还按照圣贤书上的一套来行事的官员就成了坏的官员，也是被官场淘汰的官员。于是，官场上只剩下了一大帮善于贪污受贿的奴才们，而那些具备刚烈性格的，按照自身职责行事的官员们却被排除在体制之外。当然，官员们要想施展自己的抱负，也就变得难上加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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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官不自由，不如读书不做官自由福禄不求而自来。元人刘敏中在《题燕山许文仲余欢堂》中写道：“生不治而馁，书不读而愚。此外富与官，有命不在吾。一堂俯仰吾愿足，不羡六印归来金钱撑破屋。”讲的是，治生为了温饱，读书为了避免愚昧，而富与官都是命中注定的，保持恬淡的心态，有一室安居便可满足，并不羡慕高官与巨富。后来清代的曾国藩发展了读书不做官的思想，写道：“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修德不求报，为文不求传。譬如饮不醉，陶然有余欢。中含不尽意，欲辨已忘言。”里面有什么样的“不尽意”呢？曾文正公没有明讲，却让读者自己体会。吊诡的是，不管是苏轼还是曾国藩都曾经做过高官，为什么他们自己在官场身居高位，却要后辈人读书不求官呢？

或许，他们能看透了官场的黑暗与腐朽吧福禄不求而自来。苏轼前半生平步青云，后半生因为“乌台诗案”被一贬再贬，却不肯辞官不做，即便到了海南岛也依然要保持精神上的逍遥自在，而现实却是非常不容易，甚至有时候家里都吃不上饭了。他得了病都没办法得到医治，是不是体会到了读书不求官的自由与洒脱？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为何去参加科举考试呢？做的和讲的完全不一致，或者讲，他读书要求官，做了官以后觉得不自由，反而向往读书不做官，写诗作词、治学授徒的生活。当然，只是一种理想，他才不肯抛弃了功名利禄，做一介书生呢。曾国藩也是如此，成了晚清重臣，功劳越大，官职越高，就越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不敢讲什么过头话，也不敢提什么建设性的意见。有人曾经劝曾国藩“取而代之”，他总是笑而不语，王顾左右而言他。他深知官场险恶，也知晓皇权的依归，当然不敢擅自做主，也不敢“取而代之”了。

提倡读书不做官的人大多都是官员，没一个纯粹的书生福禄不求而自来。而纯粹的书生都要去参加科举考试，谋一个一官半职。于是，读书不做官就成了一种做官之人的理想，而真正读书不做官的人大多都是因为考不中，被现实所迫，专心治学，玩弄诗词的。如此的矛盾，似乎可见官场的言行不一，也可以看到读书不做官的知识分子保持独立精神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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