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时空】赵珍 | 清道光朝南疆战事军费奏销考述:宅缺总地销皮形

免费测运势 免费批八字：

师父微信： master8299

浙江师范大学边疆研究院

黑龙江东北数字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联合主办

作者简介

赵珍，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宅缺总地销皮形。主要从事环境史、清史和中国历史地理的教学与科研。

摘要：战事军费奏销属于清廷奏销制度的重要层面宅缺总地销皮形。道光六至十年，南疆平叛军需的银粮款项，由陕甘总督杨遇春依据两次军费支出，以 “案” “册”字样，分正、尾题本奏销核实。受战时预算与实际开销中名目繁琐、经手人众等诸多复杂因素制约，不仅文献所载当事人给清廷不一样部门的奏销数目与实录记录存在不一致，奏销时还存在着临时多变的特事特办、数目抵牾时流于形式的核查以及不了了之等情形。当然，奏销数额大于原额拨付，则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凡此，对了解清代财政运转均有裨益。

关键词：清代 道光朝 南疆战事 军费奏销

一、引言

清代的战事军费奏销有别于平常军费奏销与常规奏销制度，对此，学界已有专门的研究成果，如从罗尔纲、陈锋的研究可知，战事军费奏销具有临时、多变的复杂性，由是，学界少有对费用具体走向与奏销过程事实的深入探讨宅缺总地销皮形。通过梳理相关档案文献可知，依照清例，战事军费报销是在军务告竣后，始行查办，奏户部核销，所用军费允许分案奏销。一般而言，战事结束后，战时军需局和督办粮务处撤销，一切奏销案件改由藩司汇核查办，若奏销案件较多，则“设立报销总局以主其事”。战时军需局的账目转交报销局时，所有军需各项的报销清册，俱经当时主要领兵大员过问、核准、结算。

道光六年（1826）六月至十年十二月，清廷两次派兵平定南疆张格尔乱后，谕令陕甘总督杨遇春主持战时派兵所动用的一切银粮款项的奏销宅缺总地销皮形。杨遇春设局查办，共分两次将所有军需费用分销归结为“案”字样的正、尾题本奏销，每案细分若干清“册”。比如第一次南疆进征凯旋后全行奏销，包括兰州、肃州二局正项85案，尾案12案，以及哈密正项15案，尾项3案。各案、册正项奏销包括所费军需各项、人员口食等支过银粮账目，也有尾案及报竣后户部的审核汇奏。本文爬梳第一手档案，试就奏销的两次军费拨付总额数据记录、奏销时段划分及其过程中各类奏销问题的复杂性，当事人的奏销数目与实录记载间的不一致，以及因人因事因时而变的特事特办、数目抵牾时流于形式的核查，乃至奏销不实而追赔的不了了之等面相，还有奏销数额大于原额拨付等普遍存在的现象加以考察，以展现奏销制度中战时军费与奏销在清代整个财政经济运行中的意义。

二、实录、户部与军机处的数据总额误差

就南疆两次军需费用的拨付而言，学界既有研究采用约1200万两、900万两笔经费数目宅缺总地销皮形。笔者详细核对《清实录》与档案记载数据，查得两次战事均有相应的不一样军费总额数据，涉及户部、军机处与实录的记载误差。即第一次战事支出军费总额有两种记录，一是实录记载的1116.5万两，另一是杨遇春奏报军机处的1316．3万两。

第二次战事军费支出也有两笔记录，其一为提请户部核销总数800.45万两，其中军需拨付包括“部库银二百万两，甘肃封贮银一百六十万两，各省地丁盐课关税等银四百四十万两”，以及驮运军火“共驼四万一百七十余只”宅缺总地销皮形。其二则是报军机处奏销数额，明确指出是清廷实拨给兰、肃二局第二次军费总拨付与开支，共收银1027.4882万两，制钱28000串文，内除拨解口外各处并兑会银824.5242万两，制钱10000串文，兰、肃二局实收银202.9640万两，制钱18000串文。若按银钱时价1:1划一，则拨解口外825.5242万两，兰、肃实收204.7640万两，总拨款计1030.2882万两。如此，我们有理由相信，第二次南疆战事军费拨付也在1000万两以上，将奏报军机处的1030余万两与提请户部核查的800余万两相较，疑似提请户部奏销的仅为拨解口外的825.5万两，不包括兰、肃所收204.7万两。

展开全文

细辨两次军费拨付数，均有两种记载，因而，合计两次用兵共银，也就有了两种书写：第一种是实录所载与提请户部核查数据，第二种是报军机处数据宅缺总地销皮形。可以讲，编辑实录时所记录的两次战事军费数均是采用了户部审计核销后的数据，基本与目前学界所采用的数据一致，而当事人杨遇春奏报军机处的数据，应该为战时实际支出的原始数据，相对准确。只是因受档案资料的局限，后者在以往研究中被忽视。

以实录与户部所记的数据核计，两次用兵共拨银1916.95万两，而奏报军机处的共拨银为2346.5万两宅缺总地销皮形。无论哪一种记载，共拨银数均几乎占到了道光朝平均年财政收入的一半，数额庞大。笔者更倾向于杨遇春奏报军机处的两次奏销数据，即第一次拨付军费总额为1316.3万两，第二次拨付军费总额为1030.2万两。详见两次南疆拨付军费总额比较简表。

细究杨遇春所奏第一次战事后奏销情形，可以看出，奏报军机处的实际支出超过实录记载的原额拨付数，约超出第一种记载199.8万余两，而就第二种奏报军机处的1316.3万两而言，也多有垫付宅缺总地销皮形。兹就第一次战事第二种记载银两数稍作考察。

道光十年（1830）八月三十日，在杨遇春所奏甘省“兰肃二局及哈密正尾各案军需报销全行完竣”折中，明确记载“据甘肃报销登复所司道详称，查前次喀什噶尔军需节奉部拨各省协甘军饷并核扣各案平余等项，共收银一千三百一十三万三千四十余两，制钱三万串文”宅缺总地销皮形。银钱合计1316.3040万两，与实录所载1116.5万两相较，差199.8040万两。细分此项部拨共银钱1316.3040万两，除了拨解口外各处及拨归甘肃藩司造销各营请领补制拨带缺军物工料、买补马价、阵伤亡故兵恤赏等项银钱979.7720万两外，兰肃二局实收银钱336.5310余万两。

再就兰肃二局实收银336.5310余万两的支出从正、尾奏销案册进行细析，当包括进征凯旋报销自第1案起至第85案止，造销正案银315.6590万两，又尾案自第1案起至第12案止，造销银34.7220万两，正、尾两笔计造销350.3810万两宅缺总地销皮形。超出的13.8500万两则为实际垫用银。又哈密进征凯旋报销自第1案起至第15案止，造销正案银73.1980万两，尾案第1案起至第3案止，造销银20.5780万两，两项计银93.7760万两。内除收兰肃二局拨解并扣收平余等项银74.9920万两外，尚垫用银18.7840万两。以上总共垫用银32.6340万两。

除垫付之外，兰肃二局进征凯旋报销案内正、尾各案节省银44.3750万两宅缺总地销皮形。哈密报销案内正、尾各案报销节省银12.2380万两。兰肃二局与哈密节省合计56.6130万两。

显见，不论是节省还是垫付，总归奏销数额大于原额拨付宅缺总地销皮形。对此，杨遇春申明由局按例切实勾稽核减银5.0400余万两，再各营领过补制军械、买补马价、恤赏等项8.6000余万两，以及尾案第10案内声明“开除”具归藩司造销应请遵照原奏同续发银两，由司另案造报。如此，基本完成军需银两的支收奏销结算。

三、军费用项奏销的两个阶段

总观杨遇春所经手奏销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宅缺总地销皮形。之所以这样划分，缘于第一次南疆战事后，杨遇春即着手军费的奏销，期间因战火再燃，以钦差大臣身份赴肃州坐镇，将未完成奏销事宜转交于鄂山，直到战事平息，肃州军需局撤销，才回兰州复接手核查奏销事宜。

军费用项奏销的第一阶段是指道光八年（1828）四月至次年十月，即杨遇春实授陕甘总督至第二次战事发生以钦差大臣身份赴肃州调度一切止宅缺总地销皮形。第二阶段是指道光十一年（1831）三月初十至次年十一月初一，肃州军需局改为兰州报销局始至报销局裁撤止，费时约20个月。杨遇春督催司道委员等将所有用款分门别类，逐案查办，陆续造册题销。

在第一阶段军费奏销的一年多里，杨遇春将各项费用按照口内、口外列支情形的不一样，分批奏销宅缺总地销皮形。道光九年（1829）十月时，“口内口外进征凯旋各案业已造销完竣”。其中比较大的一笔是派往南疆各城兵士的饷银及口外军需费用，包括自道光七年（1827）军兴起至次年张格尔被擒期间在阿克苏、乌什、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各城及喀什噶尔大营官兵的饷银与费用项。十月二十一日，杨遇春令前山东兖沂曹济道总理大营粮务杨翼武带同各粮员，携带册档，回至兰州，会同前藩司颜伯涛等人，汇核查造。为确保奏销准确无误，还咨调了各营官兵原始“开收”花名册，在局督率“委员悉心稽核，逐款拟实查造，毋许稍涉浮冒”，且依据部议章程，详细核算完成，奏报户部核销。该核销账目被“汇为六案，分析造具清册八十二本”。

按照清廷报销例，此六案所奏销拨用银637.6034万两，包括二笔列支宅缺总地销皮形。一是实用实销的项目。主要有俸赏、衣装、盐菜、夫驮车马价银以及安设军台、采买粮料价值、修建桥梁道路、船只制造、帐房口袋等，共支出银434.7819万两。二是不可控动支项，主要是运送军火粮料部分的支出。该部分原计算应例销银202.8215万两，但实际开支141.9751万两，节省60.8464万两。二笔合计，实用过银576.7569万两零。

究其节省原因，杨遇春认为是与负责军务的大学士长龄“随时稽查，据实开报，不得少有影射”相关，更与官员们依据实际情况节约办事密不可分宅缺总地销皮形。在阿克苏迤西各城及大营所有费用开支操作中，由于各城沿途卡伦、口内外路程延展，运费随之增加。如雇驼1只，每站付给负重银4两，回空银2两。再加之各城战事展开时间早迟、雇佣车驮类别、车程不一样而雇价不一，大营行住无常、支领粮饷并非一处、日期也参差不齐，故而总理阿克苏军需局办事大臣长清、总理大营粮务前山东地方道员杨翼武等人对各项财政事宜提前筹划，制定规矩，定以限制，且查照运送银粮数目及道路远近，统以七成樽节发给，故比应需用银节省了三成。

所奏销的六案中，还列出了包括自伊犁、乌鲁木齐运到南疆及动用乌什仓储粮计14.9840万石，以及所有以上“皆阿克苏以西各城及喀什噶尔办理军需用过银两之总数也”宅缺总地销皮形。此外，将所余存的留防经费银42.6733万两、军粮4.8571万石、马料1.2071万石，均移交各城粮饷局及善后局备用。

道光十二年（1832）十一月初九，杨遇春奏口外军需正案报销完竣折，其中特别表明整个报销过程的严肃合法，提出所有口外军需正案项目报销是在扬威将军大学士长龄、伊犁将军玉麟、参赞大臣哈丰阿的过问下展开，尤对喀什噶尔军需撤台后，所有阿克苏迤西各城及大营的军需费用和报销情况作了分析，同样也讲明战时“各营官兵行驻无常，支领粮饷非仅一处，其中起止月日参差不齐，必须照依上届成案汇核查办，方免歧异”，甚至浮冒情形以及如何办理报销的缘由宅缺总地销皮形。强调在奏销核算过程中，通过与当事人复查、各原账目详细核查等手续后，按实际耗费支出，由庆禄照例案及部议章程汇奏为3案71册，经管理兰州总局藩司方载豫等人覆加确核，次第奏请题销，标志第二阶段奏销结束。

四、奏销抵牾时的各方应对

军需报销局的奏销与户部的审核直接对皇帝负责宅缺总地销皮形。一般而言，奏销与拨支大抵持平。可是，战时官兵行进驻扎、支领粮饷等均属于动态机制，银两花费很难全面预算和计划，事后奏销也就难免超出拨款数额，就需要奏请并申明原委后批准，即所谓的特事特办。可是按照清例，奏销必须照依成案汇核查办。实际发生与既有规定之间银两不敷问题的解决，相对棘手，程序繁琐，对此，杨遇春的确费尽周折，也有不满。

战事用驼与奏销问题相对棘手，奏销正案第10案8册是第二次军需所费驼只雇喂用银，没有具体驼只数宅缺总地销皮形。户部准销时，详细列出肃州局共雇用的驼只总项与拨解口外之数，大致为两笔。一笔是肃州军需局接收山西并甘肃各州县采买以及阿拉善王呈进共驼15249只，其中除去前后两次退回变价并倒毙驼外，余有肃州车驼局实控驼、顺带大营及拨解口外阿克苏等处共13478只。另一笔是肃州局在本省及陕西等处雇觅的驼只，初为12843只，后因解肃州喂养、拨解中倒毙并挑退、官兵凯撤交地方退回原驼户及变价等，实际有驼11490只。

户部在审核奏销的倒毙、退还与变价等项驼时，杨遇春解释，因所有运输军需驼只，皆自嘉峪关出口，“道远站长，昼夜趱行，不能缓歇”，因而倒毙宅缺总地销皮形。又粮运停止，驼只退回，“往返戈壁，水草恶劣，疲瘦倒伤，兼之军务告竣，闲驼壅滞。其健壮者，乏人承买，疲瘦者，更难销变。以致迁延日久，率皆损伤”。结果一律援照“协济驼只，准以四分报销，六分着赔”，驼只变价“照依采买官驼例价，酌减十分之三，每只应变银十二两六钱”估变。

无须讳言，战事初起，为了备战军需，军费开支与使用程式一切以战事为重，战后奏销时，户部却必须按条按例审核处理宅缺总地销皮形。对驻扎于肃州听差官兵的应支盐菜口粮与调赴肃州听差官弁例支盘费项款的报销，即被户部驳回。户部指出“因道光六年回疆军需章程案内无此二款”，“不准格外增添”报销。

为此，杨遇春奏报讲，时肃州因缺乏人手，于甘、凉各营调派官弁数十人赴肃听差，现户部以这些“听差官兵”未出关外，而不予造销盐菜口粮与调往途中盘费的做法是错误的，进而言道:此项官兵所费“系属遵旨留驻”，并非格外增添，且与川、楚军需派往巩、秦一带防堵官兵，事同一例宅缺总地销皮形。当时若不给予盐菜口粮，官兵“势难枵腹从事”。被调人员留住肃州，虽仍属甘省，但是相距本营已远在一千数百里之外。况且听差官兵留于肃州，是在肃标官兵“调派出征者已二千余员名，留营官弁无多，而肃局派送饷鞘、驼只军物等项，需用人手之时”。加之肃州食物昂贵，“微末寒弁，力难自给”。故而，不能不照依押解一切什物官弁兵役之例，自离营到肃之日，给予盘费口食，“俾藉趋公，军需移步换形，势难与上届执一而论”。由是，朱批以“事在所必需，请仍准其支给，著户部再行查核具奏”。如此事例，在报销过程中不胜枚举。大多数是朱批转户部，准以实用实销的名目奏销。

战事结束后，各项军费的报销成为甘肃各项事宜中一个很繁重繁琐的任务宅缺总地销皮形。有些项虽然奏销，但经过多次周折；也有不准销项，不了了之；甚至有补赔追缴等情况发生。就追赔言，依照定例，军需实际发生的各项必须应急使用而例不准销各款，援照直隶、山西、陕西之案奏明，俟事竣后，申请归入，分摊弥补。可是，实际操作中，想要分摊不能实销项目也非易事，尤其如甘肃苦瘠之区更难凑数摊销。

道光九年（1829）十月，杨遇春就第一次军需中的不能奏销项诉苦道：甘省所设各站距离长，道路远，地瘠民贫宅缺总地销皮形。各路进征官兵，必自甘肃供支出口，“而非他省仅止经过一二起，乃至未经久住者可比。至解运一切军火粮饷，购办军装、驼骡马匹等项，供给频仍，既多且急，不得不权宜办理。且彼时钱价骤昂，每银一两易钱六七百文不等，造销只能按银具报。事前则饷无虚用，事后则例难准销，均系实在情形”，如供支各项用度，“先前也均奏咨在案，确实与无故糜费项不一样”。现“令摊廉还款，骤难归补”，若宽以限期，“则为时既久”，以致“官非一任，所摊即非所用之人，转滋流弊”。遂建议清廷念及自己在承办州县支应官差时并无贻误，准请将不能入销银在口内外沿途及阿克苏等处驻扎大营节省银余款中抵补动支，免其分摊。据此，清廷准予在节省银内划出抵补，于借支应还项下动支，不过，朱批却是：“毋庸另行请拨，仍将扣还拨补银数，随时报部查核”，并要求将实际发生又不能实销各款“开具清单呈报”。

战时原账目划拨经费往来混淆不清，亦会波及至后续奏销不顺宅缺总地销皮形。如第70案的乌鲁木齐饷银报销，提到原拨乌鲁木齐军饷银211.0357万两，续拨银3万两，共银214.0357万两。事后报解案账目显示，仅收内地拨来银213.0357万两，与原咨报数少收1万两。对此，户部行令查明，报部在案。又据第71案内题销续拨银数表明，前案中的续拨银为7.3722万两，与所报续拨银3万两多出一半强，即较原咨多出4.3万余两，“统计不符银五万三千余两”，且很难讲清是否为同一笔款项。由是，户部责问“究竟乌鲁木齐有无收到此项银两，应令陕甘总督、乌鲁木齐都统一体查明报部”。原收支往来账目差额如此之大，道光帝令杨遇春、英惠查明不符银两系如何舛错，迅即声覆，以备再查核。

道光十年（1830）四月，杨遇春、英惠共同奏报申明拨款与支出无误的同时，详细讲明经费核对的来龙去脉，指明续拨银3万余两是八年六月由司库发给署吐鲁番厅福奎专差垫办军需银，后又由安肃道库垫发吐鲁番厅备供军需银2万两宅缺总地销皮形。英惠在造销册报时，将先收到的由安肃道垫拨2万余两“归入初收项下，是以造收银二百十三万余两”，又在造销册报正案70案时，因吐鲁番厅专差所领银3万余两尚未收到，后便录于尾案项下，这就使得“原拨续拨共银二百一十四万余两”少了1万两。至于垫发银2万两与专差银3万余两的去向，杨遇春特别强调，曾和英惠“于请调尾案银两折内声明在案，此因内地将三万两拨入正案，以二万两作为续拨乌鲁木齐”。可是，实际操作中，却错“将二万两收入正案，以三万两作为续拨，致有一万两银数不符之原委也”。而该缺出的1万两加上因“内地题销续拨银数，又多拨银四万三千余两，统计不敷银五万三千余两”。其中，“除三万两业经乌鲁木齐收入尾案项下外，尚有内地委员在于库车粮台支用军需银内，拨给乌鲁木齐委员理事通判福奎银二万三千余两”。

显见，原本当归入正项造销的2万多两银，“因当时系由库车办事大臣饬拨，是以乌鲁木齐于正案册内另行列款造收”，结果却“令内地归入续拨案内，以致不符”宅缺总地销皮形。所以，此次详核后统计内地初拨及第71案内题销续拨共银218.3万余两，其中乌鲁木齐在正案内报收银213万余两，库车粮台拨给正案内另款造收银2.3万余两，应归入尾案内造收银3.07万余两。这就是杨遇春等人给清廷的结论，即“笼统计算，银数实属相符，并无舛错”。可是，与实际收银相较，还是缺0.07万两。杨遇春与英惠的奏折中还提到经费划拨导致支收账目不符，并非此一例。时宁夏进征官兵于喀喇沙尔、库车时，即少支给盐菜银0.07万余两。至造销时，此项银在内地所造账目中找领无果，后在乌鲁木齐归入口外收支项下查出。杨遇春等人认为，造成如此银两拨付账目错乱，全在于“口内、口外道路途长，以致彼拨此收，先后款目不能划一”。正案题销的差错银两，只得转入尾案造销。

五、余言

当然，针对一些账目与例不符的特殊情况，清廷也视情节通融了事宅缺总地销皮形。道光帝对军需支发章程中盐菜银两的发放有一个批文，讲道：按例，惟所征之兵，支给盐菜口粮时，也兼支驮折夫价。而运送军粮军火者，仅支盐菜口粮，不支驮折夫价。“英惠前此奏请一并兼支，朕已格外施恩，俯允所请，准其报销”。其余各处题销，凡有与例不符，经户部饬令删除之款，俱不得援照乌鲁木齐之案，再于例外请增，以符定制。

此既是清廷在费用报销上所采取的有别于平时的处理办法，也算是仅对南疆战事军费处理上的恩典宅缺总地销皮形。只不过，这样的现象并没有维持太久，奏销不符及其过程的拖延，逐渐被官场作为应付账目不符的“打太极”手法，拨付时多，报时超支或短缺，乃至支销不明，彼此牵混。当时当事人拖延，甚至冒销，清廷“屡催罔应”，无奈的“展限”之举，则成为战时军费奏销的又一特殊项目。延至同治三年（1864）七月，又以“恩典”的形式，将本年六月之前各处办理军务未经报销之案，准将收支款目总数，分年分起开具明清单，“奏明存案，免其造册报销”。还有军费不敷后的追赔，苦累官吏，以致为官者在任上乘机搜刮，转嫁府库亏空，换岗或离任后，依然苦于赔付，经年累月，部费陋规积弊丛生，给贪腐培育了土壤。故而，不能不讲军费划拨支出与奏销不符成为引发道光朝及其后财政危机与官场贪污成风、吏治败坏的重要因素之一。显见，军费奏销的总账目，有时也是一笔糊涂账。另外，某种意义上讲，前后二次军需奏销事宜完结，才是杨遇春参与南疆战事一切事宜的结束。

【注】文章原载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20年第3期宅缺总地销皮形。

责编：李毅婷

声明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公众号立场宅缺总地销皮形。文章已获得作者授权，如需转载请联系本公众号。如有版权问题，请留言讲明，我们将尽快与您联系。

往期回顾

【边疆时空】范传南 | 清代中前期北疆治边政策及其影响

【边疆时空】陈庆元 | 东海擒倭与董应举《海石铭》——纪念东沙大捷四百周年

【边疆时空】李红阳 | 元代桑哥的历史形象探析——基于《元史》《汉藏史集》相关记载的比较研究

【边疆时空】张保平 | 海上犯罪的特点与海上治安防控体系的构建

本文链接：https://daojiaowz.com/index.php/post/57469.html

转载声明：本站发布文章及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转载本站文章请注明文章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