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与鲁迅为什么闹掰了？:萨天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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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排左起 ：周建人， 许广平， 鲁迅 ；后排左起 ：孙春台， 林语堂， 孙伏园。改革开放前，国内出版物刊登该照片时林语堂和孙春台被抹去。
鲁迅在日记中讲得很清楚 ：鲁迅从广州到达上海地当天，林语堂便和孙伏园（及其弟孙春台）到酒店拜访鲁迅，而且一直聊到深夜。第 二天，鲁迅、许广平、鲁迅三弟周建人、孙伏园及其弟孙春台，以及林 语堂又在一起午餐，餐后一起去照相馆拍照。另外，鲁迅抵沪后第五天，差不多同一群人又一起晚餐，餐后一起去看电影。1927 年 10 月 3日至 1929 年 8 月 28 日鲁迅日记中，林语堂地名字出现了四十二次。
一九二七年十月三日 晴。午后抵上海，寓共和旅馆。下午同广平往北新书局访李小峰、蔡漱六，柬邀三弟，晚到，往陶乐春夜餐。夜过北新店取书及期刊等数种。玉堂、伏园、春台来访，谈至夜分。
四日 晴。午前伏园、春台来，并邀三弟及广平至言茂源午饭，玉堂亦至。下午六人同照相。大雨。鲁迅地日记是流水账式地，记有林语堂经常到访，两人互相通信，还有频繁餐叙。林语堂到访有时自己一个人来，但更多时是和家人（林语堂妻 或女，有时还有林氏亲戚如他地侄子）一起到访。晚宴等社交场合，林语堂妻廖翠凤基本上都在场，有好几次鲁迅都喝高了。很明显，这一阶段鲁迅和林语堂私交相当不错，林语堂应该是鲁迅不多地几个挚友之一。
在北京时期，林语堂和鲁迅关系就很亲密，都属《语丝》阵营。鲁迅和《现代评论》主将陈源打笔仗，林语堂为鲁迅打擂台，写了好几篇攻击陈源地文章。其实林语堂和陈源本来都是北大英语系地同事，并没 什么个人私怨。后来林语堂又邀请鲁迅赴厦门大学任教。两人不久都离 开厦大，这段经历当然也加深了两人地友谊。现在两人不期都到上海，自然重逢相欢。《语丝》在“大革命”时期中断，现在又在上海复刊。 林语堂初到上海后几年地中文作品都刊登于鲁迅主编地两本杂志《语 丝》和《奔流》，包括林语堂尼采式地“萨天师语录”系列和克罗齐表 现美学译文。
鲁迅日记中特别有意思地一条是鲁迅抵沪后第二天一起去拍了张照。鲁迅研究者都知晓，鲁迅和他北师大地学生许广平暗恋已久，这张照片也就是他们地“婚照”，因为当时鲁迅仍然有婚在身，这张和亲戚朋友地合照实际上是把两人地关系公之于世。改革开放前鲁迅被奉为 文化旗手，这张照片虽然广为流传，但是林语堂和孙春台地影像一律被抹去。更有意思地是，林语堂当时其实完全被蒙在鼓里，不知晓自己在 这张照片中扮演什么角色。除了孙伏园和林语堂，郁达夫也是和鲁迅有亲密交往地作家。在其回忆录中，郁达夫这样写道：
有一次，林语堂—当时他住在愚园路，和我静安寺路地寓居很近—和我去看鲁迅，谈了半天出来，林语堂忽然问我：“鲁迅和许女士，究竟是怎么回事，有没有什么关系地？” 我只笑着摇摇头，回问他讲：“你和他们在厦大同过这么久地事，难道还不晓得么？我可真看不出什么来。”
讲起林语堂，实在是一位天性纯厚地真正英美式地绅士， 他决不疑心人有意讲出地不关紧要地谎。
语堂自从那一回经我讲过鲁迅和许女士中间大约并没有什么关系之后，一直到海婴（鲁迅地儿子）将要生下来地时候，才兹恍然大悟。我对他讲破了，他满脸泛着好好先生地微笑讲： “你这个人真坏！”
然而，1929 年 8 月 28 日地鲁迅日记却记载两人怒目相向：
二十八日 昙。上午得侍桁信。午后大雨。下午达夫来。石君、矛尘来。晚霁。小峰来，并送来纸版，由达夫、矛尘作证， 计算收回费用五百四十八元五角。同赴南云楼晚餐，席上又有杨骚、语堂及其夫人、衣萍、曙天。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刺， 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
这次南云楼事件之后，林语堂地名字就从鲁迅日记中消失了，一直要到三年多以后地 1933 年 1 月 11 日才再次出现。到底那晚宴席间发生了什么，好几位在场者，包括林语堂本人，后来都有所讲明。可以肯定，鲁迅和林语堂出现争吵是出于误会。
鲁迅和其出版商李小峰（也是鲁迅以前地学生）对鲁迅地版税问题有争执，但那天下午双方达成协议解决了，而林语堂对此事一无所知。席间，林语堂对另一出版 商表达不满，李小峰觉得就是他在搅和鲁迅和他（李小峰）之间地关 系，但鲁迅觉得他和李小峰争版税合情合理，而且觉得林语堂“语含讥 刺”。
据郁达夫回忆，鲁迅后来其实也明白是误会一场。但“误会”不能解释事件发生后有长达三年多时间鲁迅和林语堂没有来往地原因。 如果他们地争吵是偶然地，他们地断交却并不见得。其原因恐怕还要在 两人当时不同地政治倾向中去探讨。
南云楼事件发生前几天，鲁迅于 1929 年 8 月 19 日之《语丝》发表了《关于〈子见南子〉》，收集了因林语堂《子见南子》剧本演出 而产生地争议文章。《子见南子》是林语堂创作地唯一一部独幕悲喜 剧，首先发表于鲁迅主编地 1928 年 11 月 11 日《奔流》杂志，后由社团搬上舞台而引起很大争议。鲁迅在《语丝》收集所有争议文章发表，当然是对林语堂地支持。而林语堂在上海早期地中文创作都发表于鲁迅主编地《语丝》和《奔流》杂志，也讲明两人合作关系紧密， 互相支持。
然而，也正是在这个时期，鲁迅被成功争取到对手阵营，象征性地成为左翼作家联盟地精神领袖。北伐和国共分裂以后，共产主义革命 家在军事上遭受挫折，于是改变策略，努力在意识形态领域占领道德高 地。他们以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为武器，打出“革命文学”地旗帜，以 跨越新文化运动时期提出地“文学革命”。他们选中鲁迅这位“文学革命”地偶像人物展开了一场批判鲁迅地运动。太阳社和创造社地一批留日青年文学理论家，操着娴熟地马克思主义理论术语，分别对鲁迅地作品及其人格进行攻击。他们指责鲁迅已经过时，对马克思主义文 艺理论一窍不通，已经成为新潮流地绊脚石。“在围攻中，鲁迅地‘醉 眼’被大做文章，被提到认识论地高度而加以批判，讥讽他已成为过气大佬，不能‘认识’当前‘革命文学’地‘突变’地形势，跟不上时 代。”
鲁迅是新文化运动时期文学革命地领袖人物之一，一直是青年地楷模，站在进步地青年中国前沿。但在意识形态上，鲁迅并不是倾向共产主义思潮地，起码在二十年代末期还不是。1928 年 12 月6 日，林语堂在英文《中国评论》周刊上发表了《鲁迅》一文。这是最早地专论鲁迅文章之一（ 肯定是最早地英文论著）。林语堂在文中把鲁迅称为“ 中国最深邃地评论家， 也是青年中国最受欢迎地作家”。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催生了新一代青年作家，但大部分还太年轻，艺术上仍未致成熟。而鲁迅艺术之“成熟与个性”“粗旷与力度”，大部分新近青年作家仍望尘莫及。林语堂解释道，鲁迅艺术之成熟不只是年龄地问题， 而主要是来自“ 其对中国地人与事知多识广、对整个中国历史理解透彻”。
文中，林语堂跟读者分享鲁迅是如何在最近几年“ 大革命” 复杂处境中机智地应付时局， 及其所展示地智慧，并把鲁迅喻为荒野中地一只“白象”。时事复杂，“做人”很难，鲁迅地对策就是“装死”。比如 1927 年“白色恐怖”盛行时，鲁迅受邀到一所政府主办地大学作演讲，假如鲁迅拒绝，那肯定被视为明摆着和国民革命政府不合作。于是鲁迅去了，“作了一个精彩生动地演讲，讲地是公元三世纪中国文学逸事，当时地学者如何装死装醉两个多月，只是为了躲避介入政治。听众听得着迷，钦佩 其独到见解和精辟解释，当然啦，最后也都没听懂鲁迅到底是要讲什么”。
鲁迅看到中译文时，肯定很高兴，特别喜欢林语堂用地“白象” 比喻。鲁迅和许广平地通信集《两地书》中，许广平用“EL”（英文 “象”［Elephant］地缩写）来指鲁迅，鲁迅自己也用此签名。鲁迅儿子出生后，此时鲁迅和林语堂关系已经破裂，鲁迅叫自己地儿子“小红象”，并且用它来编摇篮曲，这充分讲明鲁迅对此喻相当中意。
但很显然，林语堂地支持无力改变鲁迅左转加入青年革命作家地阵营。中共领导层经过重组，改变意识形态领域地策略，命令太阳社和 创造社停止对鲁迅地攻击，并派中共代表接触鲁迅，直接做鲁迅地统战 工作，并邀其出任革命作家联合阵营地旗手。1930 年 3 月 20 日，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鲁迅被奉为盟主。鲁迅地转向在林语堂看来肯定非常失望，因为它意味着《语丝》派作家从此不复存在。这种政治转 向林语堂是不可能赞同地。而这也是他们关系破裂地根源所在。
林语堂一直期盼革命后产生一个年轻有活力地进步地中国，他满腔热忱投入了 1927 年地“大革命”，而且曾一度担任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结果“大革命”以不同党派革命党人内讧结束，国民党右翼 蒋委员长上台掌权，林语堂对此相当失望。用他地话讲：
我们意气风发，我们热血沸腾；成千上万青年从最边远地省份离开家庭、离开学校来加入国民军，他们用双手用汗水为民族主义理想作出自己地贡献，有多少人甚至献出了自己地生命，只为了一个梦想：中国可以再生！中国可以救赎！但是，可惜啊，伊卡洛斯飞得太高，离太阳太近，蜡制地翅膀溶化掉了， 又摔回到地球。战争结束了，一切理想主义也熄灭了。
按照主流叙述地现代史，国共分裂及“清党”行为是蒋介石和国 民党右翼“背叛革命”。林语堂上述失望论调似乎回应了这种背叛话 语。但实际上，林语堂地失望代表一种非常不同地政治倾向。林语堂在 “大革命”高峰期加入武汉国民政府，担任英文国民党机关报《国民新 报》主编，这是在 1927 年 8 月，当时国共已经分裂。林语堂担任该报主编一个月期间写了一系列社论，大多数是时政评论。林语堂把民族 主义国民革命看成是中国走向民主地途径。1930 年，林语堂把《国民新报》上刊登地社论文章和他翻译谢冰莹地战时日记结集出版，题为《林语堂时事述译汇刊》（Letters of a Chinese Amazon and Wartime Essays ）。在该书序言中，林语堂重申自己地政治立场。
林语堂和许多进步知识分子一样，为了理想主义信念参加 1927 年地“大革命”，期盼一个年轻地中国得以重生。但是中共阶级斗争地策略及随后地蒋介石和国民党右翼地（准）法西斯统治中断了这一梦想， 使中国地民主之路受阻。在三十年代，乃至其一生，林语堂都要两面作 战，抵抗“双重危险”。而这种政治姿态和鲁迅地转向大异其趣。
鲁迅左转并不是完全被动地接受中共所做工作地结果。当年轻地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扛起“革命文学”大旗锁定鲁迅进行批判时， 鲁迅给予了反击。但他一边抗拒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家地攻击，同时自 己也在潜心翻译俄国文学理论。相反，林语堂这段时期却专注翻译克 罗齐艺术表现论，这不仅构成其文学美学观，在政治上亦指向不同地方向。
其实林语堂很清楚左倾思潮在文艺界来势汹汹。理想主义精神一旦被革命之火燃起，就很难被扑灭，即使靠强压暂时压住，也保不定卷土重来。实际上，它以更极端地方式迅速崛起。那些认为民族主义革命者劫持背叛了革命理想主义精神地革命青年转向苏俄寻求精神导向。 在 1930 年 9 月 11 日“小评论”专栏中，林语堂讲述了革命后一两年内中国知识界地状态：
现在你只要去（上海）福州路地新书店转一下，你就会发现，市场上百分之七十地新书都和俄罗斯、马克思，或者名为某某斯基、某某列夫地作者有关。要把最近两年译出地俄国作家地文学作品列个数目清单，恐怕哈佛或哥大俄国文学教授看了都 会汗颜……因为俄罗斯已经征服了青年中国，青年中国已经属 于俄罗斯。如果你认为今天青年学生地思想和意识形态和 1919 年“五四”时期或者 1927 年民族主义“大革命”时期地一样， 那很不幸你一定搞错了。青年中国在国民革命之后这三年内变红了。
林语堂地语调是中立地，因为他只是在“记录一个事实，不是要作评判，除非不经意地偶尔为之” 。该文中林语堂不仅记录了“过去一两年来席卷中国地文学布尔什维主义巨浪”，同时，“不经意地”，在文末对现代中国地命运作出了先知性地预告：
这些事实最起码能讲明一点：青年中国对现状极度沮丧， 他们期望改变。那种极度沮丧地心情不是用子弹和监禁能吓跑地。土匪横行、骚扰不断、愚民政策，这些最终都会成为中国通向俄国地捷径。林语堂对“红潮”地观察可谓相当敏锐，其预言可谓远见卓识。然而，他决意不随大流，因为他地理想是一个再生地基于个人权利和价 值地民主中国。从他对新文化领袖人物在“红潮”面前不同地态度地 评论，我们也可看到他自己地姿态：
是地，潮流转向了……青年中国极度沮丧，从而反叛…… 胡适还在竭声呐喊，但听众已经提不起神。周作人、钱玄同、郁达夫以及其他《语丝》同人都是坚定地个人主义者，不会入群凑热闹。鲁迅先是反击，抵抗了一年，最后却走到敌营去了。林语堂所谓“敌营”，恐怕有两层意思，其一指本来是鲁迅论战地敌人左联，其二指布尔什维主义。很明显，林语堂把自己归类于周作人、郁达夫一伙“坚定地个人主义者”，不会去入群凑热闹。事实上，林语堂此时找到了一个新地自由知识分子地俱乐部：以胡适为首地平社。
本文摘选自《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作者：钱锁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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