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科仪:汉末灾异和瘟疫对汉代人思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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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末魏晋时期，灾异频仍，其中尤以瘟疫灾害为重，由于严重的瘟疫灾害影响，民间的鬼神信仰渐渐形成体系化、理论化的防疫除疫思想，这些思想在东汉时期的丧葬仪礼中皆有所体现，并渐渐演化成道教科仪之一，另外，道教中的终末论也由此产生道教科仪。面对这种瘟疫肆虐的“末世”，虽然朝廷采取了一定措施来安抚民众，但并没有产生太大的效果，因此，汉末人民展开了坚持不懈此起彼伏的抗争。这其中，由于民间久己蛰伏的鬼神信仰，所谓“黄神”“黄天”等充满原始或者讲早期道教色彩的起义开始爆发，终于，在汉灵帝光和年间爆发了著名的黄巾起义，这场起义和盘踞于汉中的天师道割据政权一道，宣示了早期道教教团的诞生。

太平道和天师道，二者皆因其与朝廷完全不一样的处理瘟疫的办法而得到了大批民众的信任，拥趸无数，因而都具备着极为广阔而深远的影响力道教科仪。其中天师道完成了地方政权的割据，创造了一个“民夷信向”的原始乌托邦社会；而以太平道为指导思想的黄巾起义深深撼动了汉王朝统治的根基，对整个中国历史的进程和道教的嬗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其渊薮亦存在于中国文化之中，如何看待这唯—的本土宗教，对于当今社会依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可以讲，从处理瘟疫这—问题上来看，道教或者讲道教教团具备比传统儒家思想指导下的政府更好的方法和效果，但在与汉王朝的较量中，拥有广泛民众基础的太平道很快畋下阵来，民众拥护的汉中割据政权也只能投降曹魏的中原政权，江南地区的道教教团则从—开始就被主流政治所压制，到东晋时期的孙恩卢循起义也告失败道教科仪。归根结底，是道教教团所组建的社会组织其成熟度不如已经发展了四百余年的儒家政治社会组织。自东晋以降，道教多作为主流政治和文化的依附而存在于历史记载中，如葛兆光所言，早期道教的发展，更多地呈现出一个“屈服”的态势。

中国自古以来便有记录全国各地区自然灾害发生状况的传统，《史记·夏本纪》中讲“当帝尧之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道教科仪。是关于大洪水最早的古史记录？。《墨子·非攻下》记载：“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榖变化。民乃大振。”？又详细描述了地震之前天象异变，天降血雨，狂风大作，犬吠不止，夏日结冰，地水异动，农物异常等非正常自然现象。

另外，《竹书记年》、《淮南子》等书也对先秦时代的灾异有所记载，如夏仲康五年，“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夏帝桀十年，“五星错行，夜中星陨如雨”，分别记载了日食现象和流星雨现象的发生道教科仪。至西汉董仲舒演“天人感应讲”，将上天降下的灾异同中央集权的政治相关联起来，记载灾异并以此探讨政治得失便成为汉代文化的重要内容。《汉书》《后汉书》中关于灾异的记载及当朝对不一样灾异的应对情况更是数不胜数。从史书中所见，两汉四百余年间灾异的频发期，尤以汉末为最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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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记载中的自然灾害及异常，也就是史书中所谓的“灾异”，这些所谓的灾异事件并不是均匀发生的，在不一样的历史时期，其发生的频率和强度皆有不一样，自然灾害及异常，通常集中发生在几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尤其是规模大，范围广，影响强的灾异现象，往往是在其活跃期和平稳期两者间交互过渡道教科仪。据相关自然科学研宄表明？，中国古代自然灾害及异常频发集中在所谓的“夏禹洪水期”、“两汉宇宙期”、“明清宇宙期”等数个历史时期，其中，“两汉宇宙期”，直接与两汉书中的灾异记载相对应。

所谓“两汉宇宙期”，是指在；我国的两汉历史时期，自然灾害及异常频繁大规模发生因庇种琬象和天象的变化有一定内在联系，故被称为“两汉宇宙期”道教科仪。此讲系高建于全国首届天地生相互关系学术讨论会上提出，并在传世文献记载和科学研究成果中得到了一定的证实。

因此，在两汉时期，处于“两汉宇宙期”的汉王朝，时时受到大自然降灾的影响，史笔也特别重视此部分的记录道教科仪。在两汉书的帝纪中，关于灾异的记载占据着极大的一部分篇幅，尤其是在后汉，讨论灾异并归结出处理应对灾异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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