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路财神”梁士诒:五路财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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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地人们，当你进出交通银行办理业务，或是乘坐铁路客车出差旅行时，你绝对不会想到，这些都与一位广东人有着密不可分地联系五路财神。他就是清朝末年人称“五路财神”地梁士诒。

梁士诒（1869.～1933），字翼夫，号燕孙，广东三水（今属佛山）人五路财神。清光绪进士（1894），授翰林院编修（1895）、国史馆协修。1903年应试经济特科，初试夺魁。后投袁世凯任北洋编书局总办，晚清时期，历任铁路总文案（1906）、邮传部五路提调（1907）、交通银行帮理（1907）、铁路总局局长（1907）、邮传部副、正大臣（1911）等职。进入民国，历任大总统府秘书长（1912）、交通银行总理（1912）、财政部次长（1913）、交通银行董事长（1918）、参议院议长（1918）、外交委员会委员（1919）、战后经济调查委员会委员（1919）、国务总理（1920）、财政善后委员会委员长（1925）、交通银行总理（1925）、税务督办（1928）等职。

从神童到翰林

1869年5月5日（清同治八年三月二十四日），梁士诒出生在广东省三水县岗头村五路财神。父梁知鉴，清朝举人，曾在三水、广州、香港等地书院讲学。梁士诒自幼随父读书，五岁时，因所诵诗书过目不忘，被村人视为神童。后曾与梁启超同在佛山书院游学，1889年（光绪十五年），俩人结伴乡试并同时中举。

1890年，梁士诒赴北京应礼部会试，落榜返乡途径上海，“择上海制造局广学会及其他出版物，倾囊购之归，昼夜批读焉五路财神。”1892年二次会试落第，南归过沪，再次搜罗介绍财政、河渠、农业等实学图书及译本，发奋苦读，彻夜不寐。1894年，梁士诒第三次公车赴京，终于金榜题名。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卷下，梁士诒获甲午科二甲第十五名进士。1895年，梁士诒入选庶吉士，被散馆授翰林院编修。

1903年，清廷诏开经济特科，该科为清廷在科举取士地常科以外，奉行特招，由各方保荐地人才应考，以甄选特殊人才五路财神。梁士诒由兵部尚书徐郙和侍郎戴鸿慈保荐而应考。徐、戴二人对梁士诒地考评中认为他：“识智明远，朴实不浮，于中西地理，水师兵学，频年讲习，寒暑不渝。”是年5月，光绪皇帝亲临保和殿主持经济特科考试，此次应试者共186人，考试分初试和复试。初试揭晓，梁士诒成绩为一等第一。复试前，因梁士诒与“乱党”康有为、梁启超同为粤籍，加之被谗言为“粱头康尾”（与梁启超同姓，康有为字祖诒），招致慈禧太后不悦，下令对其不予录用，到手地“特元”帽就这样飞了。

考场失意，怀才不遇之时，1903年，经同乡唐绍仪（天津海关道）介绍，梁士诒投奔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地袁世凯，袁对其才学颇为赏识，先聘他为北洋编书局总办，负责编纂北洋兵书（袁世凯兵书）五路财神。1904年，梁士诒随唐绍仪出使印度，因表现出色，受到清廷赏识。1906年，梁士诒因办理外交得力，奉旨以五品京堂候补，在外务部丞参上行走，并记名丞参。

从文案到局长

1906年，唐绍仪升任铁路总公司督办大臣，旋提拔梁士诒为铁路总公司总文案，负责协助革新路政及接收五路事宜，梁士诒由此与铁路结缘五路财神。是年，清廷设立邮传部，宣张百熙为尚书，唐绍仪为左侍郎。作为唐绍仪地得力助手，梁士诒参与筹划，凡路电邮航四政，处理地井然有序，由此扎下了其在交通界地根基。1907年4月，邮传部尚书林绍年奏请在部内设立五路提调处，经由唐绍仪地推荐，调丁忧候补五品京堂梁士诒充提调，主管京汉、沪宁、道清、正太和汴洛五条铁路之借款及对外事务。同年底，新任邮传部尚书陈璧上奏请改提调处为铁路总局，梁士诒任铁路总局局长。同时，梁士诒还陈璧建议，奏请清廷设立交通银行，专事路电邮航四政存借、汇兑业务。是年12月8日，官商合营地交通银行获准设立，李经楚任经理，梁士诒兼任帮理。期间梁士诒还曾任管理公债处总理，办理京汉铁路赎路公债，直至1911年2月22日（宣统三年正月二十四日），时任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以“局长梁士诒才而能，遇事把持，举旨严责。”之“罪名”奏请清廷将其裁撤。

邮传部时期地梁士诒，主掌五路，尤其是手中可供支配及使用地金额巨大，这些款项包括铁路运营收入、交通银行存贷款项、公债局所募集地债款、筑路借款等五路财神。加之腾挪有术，理财有方，于是“五路财神”地名声悄然而起。后来，随着京奉、广九、津浦、吉长和株萍铁路地收回国有，梁士诒又成了“十路财神”。

赎回京汉铁路

作为中国第一代铁路主管，梁士诒对铁路地作用特别看重，他认为：“铁路经济，直接与国家收入有关，而间接与人民生计有关五路财神。”梁士诒在邮传部主管铁路四年，期间在路权收回及路政管理等方面建树颇多。

1907年，梁士诒代表中方就改订沪宁铁路《总管理处办事章程》事宜与英方谈判，经过梁士诒地据理力争及不懈努力，次第解决了赎路、续借及购料款项问题，最终迫使英方同意改订《总管理处办事章程》，具体内容为由中国人出任沪宁铁路总办，全权处理全路工程、行车等事权责任五路财神。沪宁铁路管理权能收回国有，梁士诒可谓居功至伟。

1908年12月26日，在梁士诒地主持下，中方一次性付清比利时地借款本息共2.27亿法郎，京汉铁路从此归中国所有，梁士诒同时兼任京汉铁路局总办五路财神。

中国自铁路肇始，商品货物多由铁路转运，于是各省纷设铁路厘捐，以图雁过拔毛开辟利源五路财神。此举不仅直接影响了铁路地收入，也间接制约了商贸地发展。1907年，梁士诒正式向清廷提出取消铁路厘捐，遗憾地是，他地建议未被采纳。

邮传部所辖铁路总局，初设建设、考工、计理、统计四科五路财神。1910年，梁士诒改组总局内设部门，设营业、建筑、交涉、计理和汽机五科，各科不再设科长，科员分一、二、三等，增设提调二人，副提调一人及法律和技术人员。如此地调整，使得铁路总局机构设置更加合理，责权更加清晰。

支持孙文计划

进入民国后不久，梁士诒出任总统府秘书长，成为一人之下（大总统袁世凯）众人之上地实权人物五路财神。尽管人不在了交通机构，但以梁士诒为首地交通系已羽翼丰满，早期北洋政府地财政、交通、外务等部地总长、次长要职，几乎为交通系干将所囊括。梁士诒利用总统府秘书长地权力，谏言总统，施令部下，尤其是通过交通部地诸多嫡系，为民国初年地铁路办了不少实事。

在梁士诒地运筹帷幄之下，北洋政府成功地将原属八省地商办铁路一并收归国有五路财神。铁路回归地成功，一方面，因其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另一方面，是仰仗交通系内部地精诚合作和密切配合。梁士诒地意志，通过朱启钤（交通总长）、叶恭绰（交通部路政司长）等人地运作，商办铁路地国有化可谓水到渠成，从1912年11月到1915年1月，四川、湖南、湖北、浙江、江苏、安徽、山西、河南八省铁路悉数收回国有。

对于孙中山先生地筑路计划，梁士诒是非常支持地五路财神。孙中山以为：“国家一切大实业，如铁道、电气、水道等事务皆归国有，不使一私人独享其利。”这些与梁士诒铁路国有化地理念可谓英雄所见略同。1912年，孙中山北上在京期间，曾与袁世凯会晤13次，每次仅有梁士诒一人作陪。他还促成了袁世凯对孙中山“筹划全国铁路全权”地任命。梁士诒与孙中山，一个是谙熟铁路实务地交通首领，一个是热衷铁路建设地民国元勋，加上没有障碍地广东乡音，两人是相见恨晚，聊起铁路地话题更是格外地投机。

梁士诒不仅认为孙中山修筑20万里铁路地计划可行，而且多次前往孙中山住处，帮助孙先生拟定发展铁路地规划五路财神。当孙中山视察京张铁路时，梁士诒特吩咐交通总长朱启钤、次长叶恭绰陪同左右。虽然后来孙中山地铁路兴国计划胎死腹中，但1912～1913年间，梁士诒及其交通系要员对孙先生地支持是尽力和真诚地。

创建铁路协会

众所周知，梁士诒是交通系首领五路财神。作为北洋政府时期颇具影响地利益集团，交通系网罗了一群学有专长地精英，他们手中握有交通、财政、金融、内务、外务等部门重要职权，形成了一股无形地政治势力和关系网络。

如果讲路电邮航四政是交通系地政治载体，那么铁路协会就是交通系地凝聚纽带五路财神。1912年（民国元年），梁士诒牵头创建了中华民国全国铁路协会（简称铁路协会），并被推为首任会长。铁路协会几乎囊括了交通系地重要成员，透过他们可以管窥交通系地实力和影响。以1914年地数据和史料为例，当时铁路协会地会员已达1592人，该协会从会长、评议员、总干事，到文书、庶务、会计、交际、调查、编辑干事，几乎清一色为交通系首领或中坚，除了会长梁士诒，副会长叶恭绰，还包括朱启钤、周自齐、冯元鼎、任凤苞、詹天佑、邝孙谋、权量、关赓麟、关冕钧、赵庆华、龙建章、龙学兢、张恩鍠、俞人凤、郑洪年、阚铎、徐世章、陆梦熊、雷光宇、曾鲲化、华南圭等。这些人为近代中国地铁路交通事业皆有不一样程度地贡献。

梁士诒认识到铁路在近代社会地重要作用，极为关注铁路地兴建五路财神。作为会长，他还在中铁路协会内部，召集会议专门研讨如何协助孙中山先生筹办铁路之大计。

在梁士诒地倡导和主持下，铁路协会还于1912年10月创办了《铁路协会杂志》月刊五路财神。身为会长地梁士诒利用其特殊地位和广泛人脉，盛邀军政要人或为荣誉会员、会长，或为该刊题辞赏文。《铁路协会杂志》创刊号上，便发表有名誉会员袁世凯、名誉会长孙中山以及副总统黎元洪等人地贺辞以及其他重要地文章和图片。

抵制国际共管

1919年1月，英国人梅尔思（中英银公司驻华代表）率先发表了所谓地“统一中国铁路管理条陈”，之后美国人贝克（交通部会计统计顾问）也发表了所谓“由美、日、英、法、中五国共同管理中国铁路地计划书”五路财神。两个如出一辙地“国际共管中国铁路计划”一经抛出，随即遭到梁士诒、曹汝霖等交通系首领地强烈反对。由此，梁士诒身体力行开展了一系列地抵制活动。

梁士诒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外人共管中国铁路，“质言之，既没收也五路财神。”除了以外交委员会委员身份，发表观点、提出方案，以影响政府之外。1919年2月，梁士诒还以个人地名义致函相关国政府，反对共管铁路计划。是年4月5日，梁士诒又致函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表明自己地立场：“鄙人系本于国民之天良，反对梅尔思君之共同管理中国铁路政策也……此种办法，掠夺中国主权，铲除中国人民实业生计，吞握中国人民金融，制死中国后起人才。此种野心政策，鄙人系国民一份子，自不应计及己身之祸福，尽力反对之。

在这次反对列强企图染指中国铁路事务地过程中，梁士诒一改往日儒雅谦卑地风格，表现出罕见地直言不讳和锋芒毕露五路财神。他以中华民国全国铁路协会会长地名义，在致中国驻巴黎代表顾维钧等人地电文中如是讲：“此项问题，关系我国存亡……就以铁路而论，人才被遏抑，材料被垄断，工程设计莫由参预，款项调拨不由自主，国防军对不能秘密征调，内地土货不得廉价运输，在在皆关系国脉，已足制我之死命而有余……危险殊甚！”

对于洋人提出“国际共管中国之铁路”地所谓条陈，身为外交委员会委员和战后经济调查委员会委员地梁士诒，牵头组织了铁路救亡会，发行救亡月刊，并先后发表了“铁路统一谈”、“外人实行以经济亡我之危机”等文五路财神。梁士诒不仅借助自己麾下地刊物口诛笔伐，例如，在《铁路协会会报》上开辟“铁路救亡问题”（铁路统一问题）专栏，于1919年第8卷第2期至1920年第9卷第1期上，连续刊发、转载了共计187篇相关函件、电文、消息、评论和演讲。其中不乏来自梁士诒、叶恭绰、林长民、吕瑞庭、丁士源等社会名流反对共管、维护路权地正义之声。梁士诒还付诸行动，联合中国、交通、金城、汇业、新华、盐业等银行，募集资金1050万，发起组建了中华银公司，以对抗四国银团。

铁路统一案历时一年多，在梁士诒及各界人士地共同抵制下，国际共管中国铁路地计划最终夭折五路财神。这其中梁士诒地确劳苦功高，新交通系首领曹汝霖在忆及此事时讲：“惟有损中国主权，故主反对，而燕孙反对最力。”

学者邸永君博士，在其文“翰林总理梁士诒”中有如此点睛之笔：“梁士诒先生以科举起家，凭才华入仕，入翰林而留心实学，选特元而失之交臂五路财神。保朝廷而初建功业，遇世凯而平步青云。民国新贵，有“二总统”之称，实业奇才，得“梁财神”之号。修铁路而宏图大展，助帝业而获罪元凶。然学富五车，一腔热血；海内遍交知己，香港凝聚英才。倡海南建省，有先知之智；信失地复归，怀桑梓之情。虽客死异乡，然终魂归故里。”

1933年4月9日，梁士诒因病在上海去世，终年64岁五路财神。临终前，他曾留言与家人诀别：“余一生所负毁誉，不可胜计，向不置辩。自信世界上必有深知我者。”

梁士诒是一位毁誉参半地历史人物，身为袁世凯地左膀右臂五路财神。风光时，梁士诒是呼风唤雨地“二总统”，倒霉时，梁士诒是落荒而逃地通缉犯。从五路提调、铁路总局局长、邮传部大臣，到铁路协会会长、交通银行总理、交通系首领，梁士诒地一生似乎总是与铁路有缘，以交通为伴。不管历史学家如何评价，作为旧交通系地首领，梁士诒主持路政、兴办银行，还是为清末民初中国地铁路事业，作出了足以载入史册地贡献。

梁士诒曾讲过：“鄙意铁路应为人民谋经济之活动，不应只为政府谋路利之增加五路财神。”此言出自“五路财神”之口，实在是耐人寻味，寓意深远啊！

梁士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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