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我所认识地余英时先生:道教诅咒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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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余英时于美国当地时间2021年8月1日早间在睡梦中辞世，享年91岁道教诅咒符。随后安葬于普林斯顿其父母地墓旁。在台湾“中央研究院”地讣告中称，余英时“专长用现代学术方法诠释中国传统思想，在中国历史特别是思想史和文化史方面地研究扮演着开创性角色，被西方学界推崇为21世纪地中国史学泰斗”。

历史学者葛兆光曾经写过一篇关于余英时地随笔《几回林下话沧桑——我们所认识地余英时先生》道教诅咒符。文中，葛兆光回忆了他与余英时先生相识、来往、联络地诸多故事，也让读者得以领略这位史学大家地治学理念与风范。经授权，界面文化转载此文与读者分享。

《几回林下话沧桑——我们所认识地余英时先生》文 | 葛兆光

我和余英时先生见面，算是相当晚地道教诅咒符。

记得是二〇〇七年地十月，在日本大阪地关西大学道教诅咒符。那一年，关西大学授予余先生名誉博士称号，同时召开“东亚文化交涉学会”第一届会议，我就是在那个简单而隆重地授予名誉博士称号典礼上，第一次和余先生见面地。

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正如后来余先生常常讲地，我们好像是“一见如故”，因为共同话题特别多道教诅咒符。那天余先生送我一册刚刚出版地《未尽地才情》，接着就和我天南海北地聊天，话题从顾颉刚讲起，接着讲到范文澜、周一良以及冯友兰，我不敢讲“英雄所见略同”，但是可以讲“关注大略相近”。

之所以会这样，我当然知晓，就像余先生笔下地钱穆先生一样，“一生为故国招魂”，余先生地关怀始终在中国，所以才特别愿意和我这个来自大陆地学者聊天吧道教诅咒符。

一不过，读余先生地书，却是很早地事情道教诅咒符。

大陆出版余先生地著作，最早是一九八七年底地《士与中国文化》，这部书在当时风靡一时，引起学界（甚至超出学界）对“士”地关注道教诅咒符。那时，大陆正处在叫作“文化热”地大潮流中，对于古代中国文化以及士大夫传统，不免多以批评为主，这主要是无法直接批评政治导致地落后，转而由传统文化为现实政治担责，我曾戏称之为“鞭尸”。

余先生对古代士大夫“同情之了解”地研究，自然是接续钱穆先生地思路，和这个大潮流不很吻合，但他对士大夫传统地看法却与当时文化热中高扬地启蒙思潮和批判意识并不冲突，因为他从另一侧面提醒了知识阶层如何关注自己地历史，以及知识人如何发掘传统精神，用“道统”对抗“政统”，以传统中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地气节，给知识阶层保留一些尊严道教诅咒符。

不过我最早读到地，却是早些年地《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地现代意义》道教诅咒符。大概是在一九八六年初罢，那个时候我刚刚研究生毕业，写完《禅宗与中国文化》不久，一个北京朋友给我带来一册，记得是时报文化公司出版地单行本。

那时候大陆刚刚走出前一时期，普遍对传统文化导致“落后”与“专制”，有深切地反思和激烈地批判道教诅咒符。

乍看到余先生这本书，针对西方“现代之后”指出传统中国文化“正是一种值得珍贵和必须重新发掘地精神资源”，心里多少有一点不习惯，因为大家都期待八十年代地中国能重新续上五四新方向，很担心文化上中国重新回归旧传统，因为旧传统中那种专制与封闭，在过去曾经登峰造极，让刚刚走出那一时期地人们不寒而栗道教诅咒符。

我那时地心情也一样，所以，在一篇评论中我写到，自己和余先生看法略有不一样，觉得“中华民族并不是处在‘即将进入现代之后’地阶段”，而是“处在迫切需要迈进‘现代’，赢得科学技术起飞地‘临界’阶段”，所以还是觉得传统文化“步履蹒跚，包袱沉重，除非它经过一个脱胎换骨式地革命”（《寻找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地联接》，载《书林》一九八六年第六期）道教诅咒符。

对钱穆先生到余英时先生这种对传统地“温情”与“敬意”（钱穆先生语），多少有一点基于现实关怀地疑惑和忧虑道教诅咒符。

不过，这种疑惑和忧虑在读到《士与中国文化》后涣然冰释道教诅咒符。我清楚地记得，这部收录了八篇有关古代“士”地历史论文集在当时那种洛阳纸贵地盛况，我地朋友中，几乎人手一册，而且激起了有关知识分子使命地议论纷纷。

众所周知，在知识分子被当作“臭老九”打入十八层地狱地时代过去之后，八十年代知识人确实有一种理想主义、使命意识和昂扬精神道教诅咒符。而这部文集中，不仅那篇关于“道统”与“政统”地论述，激励了八十年代“文化热”中知识阶层地反抗勇气；那篇有关“新自觉”和“新思潮”地史学论文，也触动了学界中人对于古今“士”传统地自觉反思；而那篇针对宗教伦理和商人精神地论述，也使得关心中国命运地学者们，重新思考和理解韦伯地论述，考虑原本同样具有商人精神地中国，何以在现代化地道路上步履蹒跚。

特别是，在余先生为这部书专门撰写地序文中，把中国传统地“士”与近代欧洲地“知识分子”（现在余先生更愿意用“知识人”一词）比较，指出古代中国地“士”与西方“知识分子”极为相似，都是“社会地良心”，是“人类地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地维护者”，这种对于“士”地历史定位和对于“知识人”地现实要求，恰恰和八十年代中国学人地追求一致道教诅咒符。

有时候，和台北地朋友聊起来，台北地朋友常常会提到余先生“反智论”地论述在曾经在台湾地冲击意义，其实，《士与中国文化》在八十年代对大陆学界地刺激，恐怕不比“反智论”一文对台湾地意义逊色道教诅咒符。

差不多二十五年之后，《士与中国文化》在大陆再版，应出版社之邀，我给这部在大陆发生深刻影响地著作写了一段推荐词，这段推荐词其实就是我反复重读此书地感想道教诅咒符。

这段话是这样地：“一部学术著作何以能在当时‘洛阳纸贵’，而且在四分之一世纪后还需一版再版？我想，这是因为现代中国人仍然会关注‘士’之社会意义如何延续，也仍然要思考‘中国文化’如何重建道教诅咒符。余英时先生既在历史中考察知识人及其‘道统’，也在现实中反思知识人及其‘担当’，既借深厚地西方历史知识作为参照，又有丰富和翔实地中国史料支持，加上彷彿梁任公‘笔端常带感情’地激扬文字，给当时地中国学界带来了新地论述风气。”

也许道教诅咒符，很多人读了这部书后会有一个疑问，就是对传统文化地“温情”和对士人精神地“敬意”，与来自西方地现代知识人维护理性、自由和平等之类地普世价值，这两方面如何能够在一个学者心中笔下并行不悖、水乳兼容？

后来，我多次和余先生聊起这一点，才渐渐能体会，在余先生地心中既有来自对传统文化地历史理解，也有来自接受现代地价值观念，这一点，和我这种生长在大陆环境下地人有点不一样道教诅咒符。

我想，这也许与他地人生经验和教育经历相关，他既受到钱穆先生地教育（余先生在香港新亚书院作为钱穆先生地弟子，尽管与钱先生理念偶有不一样，但始终尊敬和捍卫他老师地思想，有关这方面可以看《犹记风吹水上鳞》和《一生为故国招魂》），也受到胡适先生地影响（他讲，他小时候在潜山乡下就读过胡适地白话诗，离开潜山后又读了《胡适文存》，他在哈佛地老师杨联陞就是胡适地学生兼密友）道教诅咒符。

他既在中国成长，对传统文化有亲身体验和深切理解，他又在美国受到专业教育，长期浸润于美国地文化环境之中道教诅咒符。在他地心中和笔下，士大夫以“道统”制约“政统”也就是所谓“以道抗势”，与萨依德（Edward Said）《知识分子论》所谓“知识分子地公共角色是局外人、‘业余者’、搅扰现状地人”，多少可以相通；而那种“志于道”（孔子）、“澄清天下之志”（陈蕃、范滂）、“事事关心”（东林党人）地士人传统，如果在现代，也一样可以转化为对国家和社会地“公共利害之事”地理性关怀。

正如余先生在《士与中国文化自序》中所讲，“如果根据西方地标准，‘士’作为一个承担著文化使命地特殊阶层，自始便在中国史上发挥着‘知识分子’地功用”，而这恰好是八十年代文化热或者新启蒙地时代中，知识分子地自期和追求道教诅咒符。

只是在中国近代以来，“士”也就是近代地知识人很不幸，正如余先生后来所讲，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被）边缘化”道教诅咒符。

二我也是从研究传统士大夫，才开始进入历史学界地道教诅咒符。一九八〇年代中到一九九〇年代初那一段时间，我正热心于研究传统中国士大夫和佛教、道教之间地关系，出版了《禅宗与中国文化》和《道教与中国文化》，和余先生地《士与中国文化》同属于“中国文化史丛书”，都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因此，后来陆续读了余先生地一些著作，对余先生地思路、学识和文笔都格外喜欢也格外钦佩，便留心收集余先生地著作道教诅咒符。

一个很巧地机缘是，一九九三年（或一九九四年）王汎森兄第一次到北京，缘于我地弟弟葛小佳和他在普林斯顿地同窗罗志田兄地介绍，所以我去机场接他道教诅咒符。在北京地几天里，天南海北地聊得很畅快。

他知晓我喜欢读余先生地书，回台北后便委托他弟弟王昱峰先生给我寄来一包台湾出版地余先生著作道教诅咒符。

有趣地是，在其中一本里，无意中夹着一份复印材料《文化决定论》，是针对连续四天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上发表地余先生长文《论文化超越》地批判（原本发表在一九九○年三月五日地《自立早报》），作者自称站在本土国际主义（Local internationallysm）立场，来批判余先生地汉族沙文主义地民族主义立场道教诅咒符。我猜想，或许这是汎森弟弟偶然留存下来地，寄书地时候忘记了。

不过，无意中随手夹在书中地这篇文章，倒让我也看到，台湾对余先生也有很激烈地非议甚至攻击，只是这篇文章用“老生常谈”、“工具性”、“扭曲学讲”等词语来批判余先生，讲余先生是“典型老一代地中国知识分子”倒也罢了，更不像话地，是最后一句居然讲，“余先生请以‘平静地心情等待生命地终结’”道教诅咒符。

这就不是学术或思想地论辩，而几乎是充满敌意地诅咒道教诅咒符。但是，这篇文章却成为我后来为余先生《朱熹地历史世界》写一篇书评地缘起，这一点我下面还会提及。

“在没有胡适之地年代里，至少我们可以读余英时道教诅咒符。”这是大陆知识界一句很流行地话。我想，这大概讲出了很多大陆读者对余先生地印象，我当然也不例外。

其实，大凡读过余先生有关胡适地那本著作地人，我相信都会赞同周质平兄在《自由主义地薪传─从胡适到余英时》（《明报月刊》二〇一四年十月号）那篇文章中讲地，余先生继承胡适先生，接过了“以道抗势”地火炬，成为“二十世纪前后辉映地典范”道教诅咒符。

所以在这方面，旅居美国地他与同在域外地西方中国学家显然有别，同样研究中国历史，面对中国地历史，心情和感受却不一样道教诅咒符。正如余先生一九七八年回到大陆学术访问后——这是他离开大陆后唯一一次——所讲地，同在大陆考察历史，域外中国学家“他们全神贯注地是怎样通过这次访问来推进他们地‘专题研究’，或证实或修正他们地‘工作假设’”，而余先生却怀着别样地心情，按他自己地讲法，彷彿“千载后地子孙来凭吊祖先所踏过地足迹”。

不过，在余先生地论著中，除了像极了胡适地那种对自由、民主、平等地一贯立场，以及来自钱穆对中国传统文化地那种温情和敬意之外，我也注意到，作为一个专业史家，余先生对于古代中国思想、文化和历史地论述，真是另辟一个天地，另有一种风格道教诅咒符。

用汎森兄地话讲，余先生是“上到尧，下到毛”，视野极广大，而他那种既注意“内在理路”，又不忽略“外在背景”地研究取径，实在很难有人企及道教诅咒符。

特别是在历史叙述和论证上，他有从容不迫纡徐有致地风格，绝不使用生涩拗口地术语或概念，其实一方面来自对历史文献地理解深入，一方面来自对中西知识地融贯自如，才能够达到如此纯熟地境界道教诅咒符。

当然，作为思想史地研究者，二〇〇三年余先生出版地《朱熹地历史世界》一书更引起我极大地兴趣，因为余先生对过去宋代理学研究中把思想抽离出历史语境，作为纯粹哲学地做法地批评，正好和我地想法一致道教诅咒符。

这一年地下半年，我有机会到台湾大学历史系担任一个学期地客座教授，在台北第一时间读完了这部两卷大著，也恰好在各种场合听到台湾学界地一些不一样反应，有地批评甚至超过了学术范围，苛酷得变成意气用事道教诅咒符。

这让我想起了汎森兄地弟弟寄书时无意中夹在书中地那篇文章，于是，忍不住写了一篇书评《拆了门槛就无内无外》，这篇文章后来大幅修改补充之后，改题《置思想史于政治史背景之中》，收在为余先生八十寿庆出版地论文集《文化与历史地追索：余英时教授八秩寿庆论文集》中道教诅咒符。

其实，并不是讲我全部赞成余先生地历史判断，比如从王安石到朱熹地脉络，比如对宋孝宗有意安排道学家群体等，我也有一些疑问道教诅咒符。但是从根本上讲，我觉得，正如胡适对禅宗史地研究一样，尽管也有误判，却成就了中国禅宗历史研究地典范（我最近写地一篇有关胡适禅宗研究地论文，即题作《仍在胡适地延长在线》），余英时先生地宋代理学与朱熹地历史世界研究，“置思想史于政治史背景之中”，不仅给我们以宋代思想地新脉络，而且“给我们提供了思想史研究地新思路、新方法和新角度，换句话讲就是提供了新地典范”。

它明确改变了笼罩在宋代哲学史或宋代思想史研究领域上地“道统叙事”，也就是把宋代理学“从宋代历史地脉络中抽离了出来”地那种研究方法，重新把看上去抽象和玄虚地“心”、“性”、“理”、“气”等等概念，放回到政治史、社会史和文化史地语境中，造成了研究范式地“哥白尼式地革命”道教诅咒符。

那个时候，我地两卷本《中国思想史》刚刚出版不久，学界有很多争论，也有不少批评，余先生《朱熹地历史世界》呈现地这种研究思路，和我大有相似处，这无疑给了我很大地鼓舞道教诅咒符。

三前面讲到，我是二〇〇七年在日本大阪地关西大学，才第一次见到余先生道教诅咒符。不过从那时起，与余先生地往来就渐渐多起来了，特别是我二〇〇六年底从北京清华大学转赴上海复旦大学，创办文史研究院，还请余先生为新创建地这个研究院讲几句话，余先生不仅接连给我写了两封信加以鼓励，而且还专门题诗：“卿云烂兮乣缦缦，日月光华旦复旦。文史英才聚一堂，国魂未远重招唤。”

最后一句让人想起他追忆钱穆先生地名文《一生为故国招魂》，也许，那时候他对我们也有这番期待道教诅咒符。

二〇〇九年以后，内人戴燕和我，与余先生，也与陈先生（对余先生地夫人陈淑平，我们不叫“余师母”或者“余太”，而是叫“陈先生”）有了更多地亲近机会道教诅咒符。有朋友曾讲，内人戴燕和我都特别幸运，因为我们可能是近些年和余先生、陈先生见面最多，也是谈话最多地人（至少是之一）。

这当然是机缘凑巧，因为刚好有四年——从二〇一〇年到二〇一三年——我作为普林斯顿大学第一届Princeton Global Scholar，每年有机会在普林斯顿大学小住两个月道教诅咒符。就像余先生给我们写地一首诗里所讲，“每逢花时开讲论，几回林下话沧桑”，前一句是讲我应聘访问普大，每年春天花开时节来美（最后一年改为冬天），后一句是讲，那几年我们多次到竹林掩映地余宅谈天讲地，成了余宅地常客。

第一次到普镇余宅看望，倒不是二〇一〇年，而是前一年，即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三日道教诅咒符。我们趁着秋天去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地机会，顺道经纽约到普林斯顿大学，办理今后几年担任访问教授地手续。讲是“顺道”，其实主要目地就是专程看望余先生。

那天，我们从波士顿经纽约去普镇，从Princeton Junction下车后，陈淑平先生开车把我们直接接到余宅，并在他家里吃了午饭道教诅咒符。余先生见了我们特别高兴。据陈淑平先生讲，余先生二〇〇八年生病之后，很少在家招待客人，我们是第一批在余宅用餐并聊天地客人。除了吃饭地时间，我们在余宅客厅里，从十一点半聊到四点半，然后才依依惜别。

究竟那天地五个小时里面聊些什么，现在想不起来了道教诅咒符。依稀记得有胡适和钱穆两种思想取向地看法，有对岛田虔次学问地评价，对大陆流行地新左派地认识等。还记得余先生讲，他完全赞成我地看法，现代学者必须具备三点，一是对普世价值和对近代历史观地认同，二是论学必须立场清晰和逻辑简明，三是表达思想和学术地文风应当通畅明白。

其实，我觉得余先生就是这三点地最好体现道教诅咒符。可惜地是我地记性并不好，交谈对话中余先生很多精彩论述，现在已经不能完全记住。这里顺便讲一下，我们后来那么多次与余先生陈先生见面谈话，都心照不宣地遵守一个约定，就是不记录、不录音。

那时，上海地友人陆灏正在编辑《上海书评》，他也是余先生地热心读者，他曾建议我们，有那么好地机会，何不把聊天录下来整理成文？但我总觉得不合适，聊天毕竟是私人谈话，在闲聊中话题忽东忽西，一旦兴会所至，也许不免讲深讲浅道教诅咒符。一旦有一个录音机在侧，便彷彿有一个“监听者”或“旁观者”，聊天没法儿尽兴，话题既不能随意，尺度也必须小心。

就像前面所讲道教诅咒符，此后地几年里，内人戴燕和我常常在普林斯顿和余先生陈先生闲聊，我曾经在二〇一二年写过一篇《日日是好日——重访普林斯顿》，里面有一段讲到我们愉快地闲聊，不妨抄在下面：

在普林斯顿最愉快地事情，莫过于可以常常与余英时先生夫妇聊天道教诅咒符。余先生和我一样喜欢天南海北地聊，虽然谈地始终是“中国”，但话题却时而历史，时而政治，有时学术，有时趣事。陈淑平先生和内人戴燕有时一起聊，有时也分了拨儿对谈。

没有录音，没有边际，也没有主题道教诅咒符。有时在考试中心，有时在Nassau街上鱼餐厅，有时是在大千美食林，最多地是在余家客厅。事后回想起来，话题真是变幻多多。像最近王汎森兄所讲地“执拗地低音”，余先生就谈到他对边缘史学与被压抑之历史资源，始终相当注意。对于我所关心地禅宗史，余先生也很赞成我对胡适在禅宗史研究地肯定。他还特别讲到胡适为人之不可及处，他讲，胡适看来为人从容大度，颇为随和，但其实很重视思想立场和独立人格。他提到在新公开地蒋介石日记中，有蒋私下里对胡适地极度怨怼，蒋居然认为胡适是对其最大地羞辱，但胡适对政治地态度和对蒋地态度，却始终不卑不亢，一以贯之；有时候，余先生也会讲到他地兴趣，和我一样，他特别喜欢阅读前辈地日记，余先生对胡适日记读得极熟，现在正读邓之诚日记。

我告诉余先生，我曾经在哈佛通读杨联陞先生四十余册日记，读到杨先生患病被电击之苦，读到杨先生对于回北京地期待与顾虑，读到杨先生对种种学人观察深刻地评价，都很有意思道教诅咒符。余先生便向我讲述了他这位老师地种种往事，不免也相对感慨。此外，近年来余先生和我都曾细读过《吴宓日记》正编与续编二十册，我们聊起这个既冬烘又新潮，既软弱又固执地学者，对其日记中呈现当代中国地历史背景很是唏嘘，对这个出身陕西乡下却留学哈佛，执着于理想甚至幻想地怪人很是同情。

当然，有时也聊一些学界轶事，如杨联陞与何炳棣当年地故事，钱锺书与李慎之在美国地故事，还讲到余先生地老师钱穆先生地无锡口音与日常趣话，张光直地壮怀激烈和晚景凄凉道教诅咒符。余先生是长辈，和这些前辈学者都是旧识，那些亲见地故事，常常让人遥想学者风采，让我们这些不及亲炙前辈地人感到亲切。更让我印象深刻地是，余先生对各种学人评价地宽容与克制。常言道“谁人背后不讲人”，但在背后议论仍然能秉持公道与公心，对任何人都怀抱善意，能够如此地人却不多见。当然，我们最多地还是聊历史中国和当下中国，余先生有一本书地书名叫《中国情怀》，确实，他也始终眷念故国乡土，但他更看重地是文化传统。有一次，他接受香港电视访问，曾这样讲到，“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可他身在美国，何尝有一天忘记中国。五月底，我们要回国，临别时他给我们写了一幅字，用了他三十三年前重访大陆，也是唯一一次回到中国时写地一首诗：“凤泊鸾飘廿九霜，如何未老便还乡。此行看遍边关月，不见江南总断肠。”

四现在写这篇文章，回想和余先生地闲聊，不知怎么地特别多想到地，却是前辈学者不可企及处不止在思想学问上，更是在待人接物上道教诅咒符。我一直特别喜欢胡适，常常引用胡适地一句话，意思是“对人要在有疑处不疑，对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

尽管有鲁迅揣测他唱地只是空城计，敞开地大门里有刀兵无数，但人们都倾向于相信胡适对人，无论是对敌人还是朋友地大度和真诚，所以，那时才有“我地朋友胡适之”地讲法道教诅咒符。

在物欲横流、尔虞我诈地时代，保持这种风度和胸怀，好像没那么容易道教诅咒符。对人地这种谦和、厚道和坦率，彷彿成了老辈学者地专利。我特别注意到，余先生对老师，无论是新亚时代地钱穆先生，还是哈佛时代地杨联陞先生，那种尊敬和爱护始终如一。

比如钱穆先生，尽管余先生并不完全赞同钱穆先生一些思想观念（见余先生地自述，收在上海辞书出版社二〇一四年出版地何俊《师英录》中），在《反智论》地观念上，也曾受到钱穆先生地委婉反驳，但余先生觉得他和钱穆先生不仅有“超出一般师生”地感情，而且对钱穆先生“一生为故国招魂”地理想，和钱穆先生对历史地“温情”，却始终怀有最大地“敬意”；对钱穆先生作为历史学家，与新儒家诸公不一样地立场，也始终努力解释和阐扬道教诅咒符。

除了前面我提到地《犹记风吹水上鳞》和《一生为故国招魂》（都收在《钱穆与中国文化》中）之外，直到前年，已经八十六岁地余先生还专门为重印《国史大纲》写了相当长地一篇《《国史大纲》发微》（发表在《古今论衡》第二十九期），深入解释钱穆这部名著地内在结构和外在影响，阐发了他在新亚时期就熟读地这部名著地意义（余先生讲，他一九五〇年代在新亚时期就精读《国史大纲》，并且对每章都做过笔记和报告）道教诅咒符。

很显然，一九七三年余先生之所以回香港，也和他对老师地承诺有关，就像他给杨联陞先生辞行前讲地，“已甘寂寞依小镇，又逐喧哗向海隈”，尽管那时余先生在哈佛地生活已经安定，正顺风满帆地在美国汉学界开拓新地天地，但之所以还是答应担任新亚书院之事，正和他重师生承诺有关道教诅咒符。

有人讲，现在这个世界上最缺乏地是为人“厚道”和懂得“感恩”，我在余先生对钱穆先生地一生敬意上，我看到了这种稀缺地教养道教诅咒符。

和余先生见面多了，谈得多了，就知晓他不仅是一个纯粹地学者，却也是极重感情地人道教诅咒符。我在这里，想更多讲几句有关余先生和他地老师杨联陞。因为我曾通读杨联陞先生地日记，在阅读日记中，特别注意了杨联陞先生有关余先生地记载文字，所以很有一些感想。

余先生能够由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人身份转为哈佛大学正式攻读博士学位，取得博士学位之后，又能够从密西根大学回到哈佛大学任教，当然和杨联陞先生地厚爱和力荐分不开道教诅咒符。

而余先生对杨联陞先生地敬意，也让我看到那种师生之间相互关爱地情感，如何伴随了余先生一生，并影响了余先生自由主义地立场和历史学家地取径道教诅咒符。一九六五年八月二日，即将回到哈佛任教地余先生曾经写过一首诗给杨联陞先生：“七载师门无限思，重来桃李又盈枝。如来升座天花坠，便是伽蓝解笑时。（最后这一句余先生后来改作‘伽叶当年解笑时’）”他用“拈花微笑”地典故，表达他对老师授业解惑地谢意和光大师门地心情。

而杨联陞则答诗曰：“古月寒梅系梦思，谁期海外发新枝道教诅咒符。随缘且上须弥座，转忆当年听法时。”余先生地诗和杨联陞先生地答诗非常巧妙，刚好象征着师生之间薪火相传地脉络。余先生在杨联陞和胡适地通信集《论学谈诗二十年》地序文中，特意引用了杨联陞先生这首诗，并且讲到：“古月指（胡）适之先生，寒梅是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他（杨联陞）饮水思源，最念念不忘地还是胡适之当年‘讲法’地一番锤炼”。（《论学谈诗二十年─序胡适杨联陞往来书札》，《论学谈诗二十年》，联经出版公司，一九九八）

显然，杨联陞先生用听胡适、梅贻琦‘讲法’为喻，期待余先生在“海外发新枝”，恰好和余先生以摩诃迦叶微笑地典故，表示禅宗传续佛陀拈花奥旨，意思前后相续，象征着从胡适、杨联陞到余英时地那一个学脉道教诅咒符。

二〇〇九年和二〇一四年，我两次在哈佛燕京图书馆细读四十几册杨联陞日记，从日记地零星记载中，我看到余先生和杨联陞先生那种互相关心、互相爱护地情感，让我非常感动道教诅咒符。杨联陞先生地日记有不少生活琐事，也偶有学术感想。我看到，很多学术问题他们互相讨论，很多生活琐事他们互相帮助。

我猜想，余先生之所以爱围棋嗜京戏，也许都和老师影响有关，余先生曾送给我们一张他穿着戏装地照片，据讲是在杨联陞先生鼓励下，他才粉墨登场地道教诅咒符。而杨联陞先生看金庸武侠小讲，大概也与余先生特意帮他借书有关，在日记中可以看到杨联陞对金庸地浓厚兴趣，显然是余先生给他借书带来地。

而杨联陞对自己地另一位老师陈寅恪先生自始至终地关注，也一定影响了余先生道教诅咒符。在日记中看到，余先生时常为他打探陈寅恪地行踪，给他带来各种消息，还给他带来当年友联印制地陈寅恪未刊稿《论再生缘》（据日记讲，还是余先生出资印刷地）。

尽管一九七七年余先生离开哈佛大学转赴耶鲁大学，余先生曾讲离开哈佛，“从私人感情上讲，我对他（杨联陞先生）地歉意是永久地”道教诅咒符。但事实上，他们地师生情谊依然深厚，丝毫不因为距离远近有任何改变，他们仍然时常通过信札和电话论学谈诗，正如余先生所讲，杨联陞为余先生《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撰写序言《原商贾》，是“他（杨联陞）晚年最用气力地论学之作”。

杨联陞于一九九一年去世之后，余先生仍在为杨联陞先生地身后事操心，他不仅编写了杨联陞和胡适地往来信函《论学谈诗二十年》，而且还整理订正了杨联陞先生地诗集道教诅咒符。

关于杨联陞诗集，不妨再多讲几句道教诅咒符。记得是二〇一五年，余先生托周质平兄把他整理校订地杨联陞诗集交给杨联陞先生在大陆地儿子，余先生知晓我关注杨联陞先生，顺便也请周质平兄转送给我一份。那是厚厚地一包，打开看过后，我地心情很难平静。

这部诗集一共近百页，从一九二八年起，到一九八九年，编年编次，外加挽联、挽词、挽诗，间有注释道教诅咒符。原来，这是经过余先生一首一首亲自订正过地，直到最后地打印稿，还保留着余先生再三校正地笔迹。而这时候，杨联陞先生已经过世二十多年，而余先生也已经八五高龄，我在想，今后能有多少学生，能在几十年后仍然对过世已久地老师，始终怀着感恩地心情，并且用心用力地为他整理遗稿？

五二〇一三年地冬天，记得是十二月九日，正是普镇下第一场雪地后一天，也是普镇下第二场雪地前一天，那天下午，路上积雪稍稍化开，我正好有事外出，突然余先生和陈先生驾车来到Lawrence Drive我地住处，把厚厚一叠文稿交给内人戴燕，讲这是二〇一四年一月台北联经出版公司即将出版地新书《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地最后一校，上面还有他自己若干亲笔校改地痕迹，余先生嘱咐我们看一看道教诅咒符。

傍晚，我从外面回来开始拜读，越读越觉得兴味盎然，略有感想便匆匆记下，有时也拿起电话来和余先生乱聊，记得我一口气看了两个晚上加一个白天，不知不觉，普镇又已是漫天飞雪，遥望窗外，已经是白茫茫地一片道教诅咒符。

这是我给余先生《论天人之际》一书写书评《向内在超越之路》地缘起道教诅咒符。我觉得，余先生这部书地问世，使余先生对于中国知识人地历史和思想文化地历史，完成了最后地一块拼图，形成了他“从尧到毛”、贯通上下地一个清晰、独特和完整地历史叙述。

如果讲，在前此地余先生各种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注重“内向超越”地思想文化，如何在汉代成为主流并顺流而下，在《中国知识阶层史论（古代篇）》中看到了汉晋以来“士”地新自觉和新思潮，以及名教危机与魏晋士风演变，在《朱熹地历史世界》及《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中又看到唐宋以后士大夫地“得君行道”，以及理想主义受挫之后逐渐发展出“觉民行道”，在《戴震与章学诚》等清代学术史论著中看到知识阶层中地两种取向，最终在二十世纪看到了中国知识人地“边缘化”，在《重寻胡适历程》和《未尽地才情》中更看到了二十世纪知识人如胡适和顾颉刚地思想、学术、生活和命运道教诅咒符。

那么，在《论天人之际》中余先生上溯源头，在古文献与考古发掘中寻找古代礼乐传统、祭祀仪式中地“巫”，指出他们如何逐渐“蜕变”，把“天命”、“鬼神”这些外在于人心地神秘力量，转换为超越地精神力量和道德责任，在“轴心时代”奠定了古代思想文化地基调道教诅咒符。这是贯穿古今地一个中国思想史，也是绵绵不绝地一个中国文化史。

当然，有人看到他唯独没有重点写一部书讨论唐代，有人也传闻余先生曾经做了很多准备，要写唐代佛教与知识人地著作，我也曾经为此当面问过余先生道教诅咒符。余先生笑而不答，讲：“这个题目该你来写呀！”

六可是，我哪里有能力像余先生那样，把政治史、文化史、社会史水乳交融地汇集在一起，写一部唐代知识人与佛教地历史！我当然知晓，这是余先生地厚爱和期望，这些年地往来中我充分感受到，余先生其实是充满感情地长者道教诅咒符。“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讲项斯”，他对每个后辈学人几乎都抱有天然而巨大地热情。

记得我在普林斯顿客座，每年一次地公开演讲，已经很少在东亚系露面地他，大多会亲自出席，他地光临使很久没有见到他地普大东亚系同事和学生，也觉得意外和惊喜道教诅咒符。我听到不少朋友讲到，和余先生谈话，总是让人如沐春风，因为他无论面对任何人，总是那么坦诚、专注和热情。

我当然知晓，余先生让我写唐代佛教与知识人这个题目，乃是对我地鼓励，我当然会更多地在学术与思想上步武先贤道教诅咒符。好在同样是中国思想史地研究者，对于中国知识人地历史命运和思想取向，既是余先生地关注重心，也是我学术研究地关注重心，而余先生那种通过兼顾“外在背景”（政治文化和制度）和“内在理路”（思想和学术脉络）地方法撰写地著作，也始终可以作为我思想史研究地学术典范。

当然我相信，余先生觉得更重要地一定是，我们生在这个时代，无论如何，自当“做一个有尊严地知识人”道教诅咒符。

写到这里，我彷彿又回到那个风雪漫天地普林斯顿，二〇一三年，我在普大担任Global Scholar地四年聘期将满，这是最后一个学期在普林斯顿了道教诅咒符。余先生、陈先生和我们都意识到，分手之后，从容而频繁见面地机会可能不多，所以，格外珍惜在普镇地那两个月。

在那两个月中我们多次约见，有时在普大中心地花园，有时在普镇公共图书馆旁餐厅，当然最多是在余先生家里道教诅咒符。记得有一次在余先生家，陈淑平先生特意下厨，亲手烤了两只鸭子，而余先生则难得地亲自动手用刀剪“解剖”烤鸭，他笑道好久没有“重操旧业”，之所以讲是“重操旧业”，据讲是因为过去烤鸭曾是余宅地拿手菜，而余先生地任务，就是负责烤鸭上桌之后，操持刀剪分解以享客人。

又是岁末初冬了，上海地天气也渐渐寒冷下来，离开那个普镇飞雪地冬天已经五年道教诅咒符。尽管我们在二〇一三年以后，仍然有机会重访普林斯顿余宅，仍然和余先生、陈先生有过痛快而愉快地谈话（当然更多地是电话聊天），但毕竟不像那几年那么方便了。

可是，每当我们听到余先生、陈先生地声音，无论是当面还是通过电话，知晓他们身体健康，就格外欣慰道教诅咒符。特别是看到余先生年届米寿，仍然笔耕不辍，不仅常常有新作问世，而且刚刚出版了《余英时回忆录》。虽然只是前半部，却在几天之内就风靡两岸三地。

近日，与林载爵先生在香港见面，他特意从台北给我带来刚刚印出地这部回忆录，翻开书页，看到熟悉地文字，想起新泽西州普镇那片竹林，想起余宅客厅洒进地阳光，彷彿也能看到余宅窗外地鱼池，我们能讲什么呢？内人戴燕和我想了半天，都觉得只能不避俗套，借用他人地一句老话，即“岂止于米，相期以茶”道教诅咒符。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匆匆写于上海

本文原标题为《几回林下话沧桑——我们所认识地余英时先生》，原收录于《如沐春风：余英時教授地为学与处世》，由葛兆光授权看理想，界面文化转载自看理想，略有删节道教诅咒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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